那麼，在學術與非學術之間，為什麼要有這樣一個“中間地帶”呢？因為學術原本就有兩種型別，或者兩種任務，這就是研究與傳播。質疑《百家講壇》學術性的人，其實是把學術單一化了，即把學術等同於研究，忽視了傳播。或者說得重一點，是根本就不承認傳播。實際上，研究與傳播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嚴格的說，沒有哪個人是完全不做研究就可以做傳播的。比如閻崇年先生，沒研究過清史嗎？馬瑞芳教授，沒研究過聊齋嗎？當然，同為研究，深淺不一。聞道有先後，水平有高低，學問有大小，方法有對錯，這都是事實。但要說毫無研究也能上去講，怕是小看了傳播，也低估了觀眾。事實上，那些人云亦云照本宣科的講座，從來就不會受歡迎；而不受歡迎的講座，則其實不是傳播。

同樣，做研究的人也沒有一個不傳播。否則，他的論文為什麼要發表，他的著作為什麼要出版？顯然，沒有傳播不傳播的問題，只有向誰傳播、怎樣傳播和在什麼範圍傳播之別。一般學者是向小眾傳播，向同行傳播，用論文著作在學術界傳播；《百家講壇》則是向大眾傳播，向外行傳播，用電視媒體在全社會傳播。這才是區別所在。

於是我們便又有了一個問題：這樣一種物件、方式、範圍的傳播，有必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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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術為什麼要向大眾傳播（1）

這就要說到根本上了。這個“根本”，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有學術，尤其是要有文史哲這樣“百無一用”的學術？

我的回答是：為了人的幸福。

文史哲這三門學問，通常被稱之為“人文學科”。它們表現出來的精神，叫“人文關懷”。為什麼要有“人文關懷”呢？因為人與動物不同。動物只要能夠存活就行了，人卻還要活得幸福，活得像個人樣。這就要有專門的學問和學科，來研究和解決這個問題。所謂“人文學科”，就是用來幹這個的。

這樣一說，也就清楚了。人文學科的目的既然是人的幸福，那麼，這裡說的“人”，包括不包括現在就活著的人，包括不包括我們的人民大眾呢？不會有人說不包括吧？那好，既然你這個學科的研究，是為了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我們這些現在就活著的人民大眾，那麼，你的研究成果該不該告訴大家，以便大家分享呢？不會有人說不該吧？既然應該，那麼，不傳播，不向大眾傳播，行嗎？不行吧？

所以，“學術”一詞，必須包括兩個內容：研究與傳播。所謂“學者”，也應該包括兩種人：研究者與傳播者。當然，這裡可以有一個分工，比如一部分人做研究，一部分人做傳播。也可以有一個比例，比如做研究的多一點，做傳播的人少一點。他們甚至還可以交叉，重疊，比如做研究的也做傳播，做傳播的也做研究；或者一段時間做研究，一段時間做傳播，就像“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一樣。至於那比例是三七開、四六開、二八開，倒無所謂。反正不能沒有研究，也不能沒有傳播。以研究壓傳播，認為只有做研究才是真學者，做傳播就低人一等，要打入另冊，不但違背學術的初衷，而且簡直就“沒有良心”。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因為除了極少數“民間學者”外，我們大多數的學者、教授、研究員，都是靠工資、津貼和課題費過日子、做研究的。這些工資、津貼和課題費，說起來是國家給的，其實是納稅人的錢。也就是說，我們是靠人民大眾養活的。且不說還有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商店營業員等等許許多多的人，在為我們提供各種服務和保障。那麼，我們這個“學術界”，該不該有一部分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來為他們提供服務，作為我們對社會、對人民的回報？應該吧？既然應該，那麼，當有人出來這樣做的時候，你不支援倒也罷了，還要說人家不該做，還要橫挑鼻子豎挑眼，風言風語，冷嘲熱諷，請問有良心嗎？

良心告訴我們：學術必須向大眾傳播！

學術也告訴我們：它需要向大眾傳播！

要傳播，就要有渠道，有平臺。《百家講壇》就是這樣一個平臺。這個平臺是幹什麼的？對接。誰和誰對接？傳統與現代、學者與大眾、學術與傳媒。這就是我說的“三個對接”。既然是“對接”，就得接得上。所以，作為對接的平臺，《百家講壇》不能沒有學術性，又不能只有學術性；不能不看收視率，又不能只看收視率。這就好比一個接頭，要把圓的管子和方的管子接起來，它自己就得不圓不方，又圓又方，一頭圓一頭方。這種“不三不四，非驢非馬”，恰恰正是“中間地帶”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