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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了一人一講的做法，也有了“學術傳播明星”，“主講人制”就逐步形成了。這有關係嗎？有。以前，一人一講的時候，觀眾的選擇標準是“講什麼”。有了“主講人制”，他的選擇標準就有可能變成了“誰來講”。這個時候，主講人的個性就變得重要起來。如果你是沒有個性的，或者不鮮明，不可愛，那麼，觀眾就很可能因為不喜歡你這個人，而不看你的節目。其結果，是一段時間收視率的連續下滑。這是第一點：觀眾的收視習慣變了。

第二，觀眾的收視需求也變了。一人一講的時候，因為反正只有“一面之交”，觀眾對主講人是不會產生興趣的。現在，一個人在講壇上一講好幾天，觀眾就不免產生崇敬感，也不免產生好奇心，想知道這個人是怎麼做學問的。再加上《百家講壇》所講，多為文學和歷史，與社會生活關係密切。於是觀眾又想知道，這些主講人自己是怎麼生活怎麼做人的，是不是和書上講的一樣。也就是說，由於實行了“主講人制”，觀眾希望在《百家講壇》那裡看到的，已不僅僅是知識、思想、文化，還有人格，尤其是主講人如何做人。難怪各路媒體要對我們“窮追猛打，深挖細找”了。觀眾有這個需求麼！

媒體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不宜提倡。《百家講壇》的主講人畢竟不是“娛樂明星”，打探他們的逸聞趣事、婚戀家庭幹什麼？沒品位嘛！觀眾想知道什麼，看節目就行了。實際上，文如其人。看一個人怎麼做講座，有時也能看出他怎麼做人。觀眾在某個領域的學問或許沒有主講人多，但不等於他們不會看人，不等於他們沒有感覺，不等於他們沒有鑑賞力和鑑別力。他們的眼睛其實是雪亮的。比方說，賣弄學問的人，他們就不會喜歡。言之無物的講座，他們也不會喜歡。賣弄學問為什麼討人嫌？因為他不是為了傳播，而是為了炫耀。言之無物為什麼沒觀眾？因為他以其昏昏，難以使人昭昭。兩者都是不把觀眾放在心上，放在眼裡。這其實與學問多少無關，說到底還是做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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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觀眾想在《百家講壇》那裡看到什麼（2）

賣弄學問討人嫌，言之無物沒觀眾，“就怕別人說自己有學問”怎麼樣呢？會受到最大的歡迎和尊重，因為他“豁出去”了。你想啊，學問對於學者意味著什麼？命根子。現在，為了更好地傳播學術，為了更好地滿足觀眾的需求，他連這個“命根子”都不要了，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胸襟和情懷？實際上，一個學者，一個以學問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只有把學問忘到“就怕別人說有”的程度，才能忘掉自己的身份。這個時候，他才能真正與觀眾同一，與傳媒同一，與學術傳播的事業同一。與此同時，他的另一面，即作為活生生的個體的人的一面，則會空前地、充分地、毫無羈絆地展示出來。要知道，學問這東西，也有兩面性。它能使人豐富，也能使人異化。僵硬的學術體制和研究模式，就更是害人不淺。它製造的是“死學問”，消磨的是“活靈魂”。許多學者的個性，其實就是被它們弄沒的。那才叫“破壞性修理”吶！因此只有徹底忘記，忘掉那個“假我”，才能重新找到“真我”。找到“真我”，才能迴歸“本真”。這就叫“忘我，則與道同一”。

但如此一來，講座的學術含量是不是就會沒有了？不會。因為一個真正的學者，他的學問和他的生命是融為一體的。真正屬於他自己的知識和思想，怎麼也丟不掉。丟掉的一定不屬於他自己，那又棄之何惜？因此，當他以一種“就怕別人說自己有學問”的心態走上講壇，率性而作時，他講出來的將是真學問、真思想，大家看到的也將是真學者，以及他的真性情。這才是觀眾最想看到的，也才是我們最應該展現的。

說到這裡，與馬瑞芳教授這本書似乎沒有什麼關係了。其實關係也是有的。剛才不是說了嗎，現在的觀眾，對《百家講壇》的主講人本身，是有興趣的。這種興趣，媒體往往滿足不了，或者失真。馬老師這本書，卻能解決這個問題。馬瑞芳是一位“作家型學者”，與《百家講壇》這個欄目又有長期的合作，可謂既是局中人，又是局外人。要寫這個題目，沒有比她更合適的。她筆下的人物，也一個個栩栩如生，活靈活現，展現著自己的真面目和真性情，讀完讓人捧腹大笑又回味無窮。不過這些捧場的話，我也不宜多說。好看不好看，讀者說了算。就此打住！

2007年6月16日於廈門

“開壇元勳”和“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