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連海接著說，“馬教授就是在百家講壇說聊齋的。其實馬教授的《紅樓夢》研究比聊齋研究深入得多，可是百家講壇派研究《紅樓夢》的講聊齋，派寫小說的講《紅樓夢》。”

“派研究《紅樓夢》的講聊齋”，這是哪兒和哪兒？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判斷呢？二十多年來，我不是一直研究聊齋嗎？而照紀連海的說法，百家講壇豈不成了派張飛使用青龍偃月刀，派關羽使用丈八蛇矛啦？

下課後，我問紀連海：你為什麼說我是研究《紅樓夢》的說聊齋？他想了一會兒，說：“胡小偉說的呀。他說，其實馬老師是研究《紅樓夢》的。”

胡小偉這話，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對的。二十年前我曾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的胡小偉一起開過紅學會，我封了喜歡信口開河的胡小偉一個“聊協八段”。那時我參加紅學界的活動比較多。後來就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聊齋上了。而紀連海就把從胡小偉那兒聽來的道聽途說正兒八經說給學生聽。這大概就是紀連海的風格吧。

聽了一節課，我驚訝地發現，紀連海給高中生上的課，居然比在百家講壇講得理論性強！這是咋回事？我困惑莫解。

下課後紀連海請我吃川菜，這嘎小子的吃相讓我樂不可支。

我們點了四個菜：紅燒黃魚，辣炒雞腿菇，日本豆腐，桂花藕。紀連海要了兩瓶啤酒，一人一瓶，給我倒上一杯啤酒，碰杯！然後就自顧自往杯裡倒酒，既不讓酒，也不佈菜。紀連海的眼睛近視到只看到眼前的菜，他就認準只吃最靠近自己跟前的那盤菜。

我邊吃邊瞅著眼前這個既真誠坦率又“渾不論”的小廝樂。這小廝多年輕啊？跟于丹一樣，是我大學畢業那一年出生的。百家講壇最年長的周汝昌先生，去年錄節目時，年方八十七歲，鬚髮全白，眼睛近盲，張著沒牙的嘴徐徐道來，聞訊趕來聽課的觀眾幾乎爆棚。紀連海登臺時在講壇最年輕，不久，最年輕的成了康震，三十六歲。周汝昌是民國時大學生，康震是文革後大學生，百家講壇“四世同堂”啊。

紀連海仍然執著地只吃跟前的雞腿菇，我把另一盤菜換到他跟前，他渾然不覺，接著伸筷子去夾我剛剛夾過的紅燒黃魚。我不由得想：小子唉，沒看到盤裡兩條魚？按照常規你該夾我沒夾過的另一條！

紀連海一邊搛魚，一邊大發議論：“馬老師；您發現沒有？上百家講壇的，人生都有點兒曲折，就說易老師吧，他高中畢業不上山下鄉，能有今天嗎？上講壇的老師都有點兒怪。百家講壇是個‘怪物公司’！”

我大樂，心想，小子唉，這你就“少所見而多所怪”啦。豈不知，在很多人的眼裡，百家講壇的老師們，唯獨你紀連海是“怪物公司”！？上百家講壇的教授，大多沒啥奇怪，雖然一些人的人生道路上有點兒溝溝坎坎，畢竟還是照一步一個腳印、循規蹈矩的學者路子走來。只有你紀連海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傻大膽兒”，什麼沒學過的東西，都敢戳；什麼沒經過的事兒，都不怵；什麼沒見過的世面，都不大驚小怪！

紀連海，真誠坦率一嘎小，他的人生經歷頗像連續性陰差陽錯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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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舞足蹈一主講

紀連海說：“上百家講壇，不能跟在學校上課一樣，用課件，你用課件，觀眾就看課件，就轉移對你的視線了。”

我聽了這話想：這小廝聰明，而且能琢磨事。

紀連海又說：“我給學生上課，有學生在課堂上打瞌睡，我就回去就琢磨我講的有什麼問題？打瞌睡的經常是男生。男生和女生不一樣。男生啥事都知道，你再講他知道的，他就趴那兒打瞌睡了，可是男生知道的事女生不知道，你不講，女生該知道的不知道，我就既講男生知道的、女生不知道的，又隔三岔五丟擲個男生不能回答的問題。我就是讓男生知道：‘小子唉，你還嫩著呢。’我在百家講壇講呢，也隨時注意觀眾什麼愛聽，什麼不愛聽，調整我的內容。”

我聽了這番話想，這大概就是中學教師和大學教師的不同，中學教師關心學生有沒有興趣？講課內容對學生高考有沒有用處？大學教師關心自己有沒有講夠深度？對於提高自己的學術地位有沒有用處？

我問紀連海：“你在百家講壇講課，好像不看講稿？”

“我怎麼不想看？我看不見啊！”紀連海說著，指著眼前報紙上的一號字大標題，“我只能看清楚這麼大的字兒！”

我看看戴著啤酒瓶底一樣近視眼鏡的紀連海，哈哈大笑。

在百家講壇講演不看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