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直面事實就包含著一個如何抉擇，即“怎麼辦”這一知識分子的老問題。

答案有兩類。一類是非知識分子的方法，一類是知識分子的方法。

非知識分子的方法即直接參與社會變革實踐，用老掉牙的說法即是“批判的武器不如武器的批判”。從中央政府到各級基層單位，都不乏憂國憂民之士、懲惡揚善之人，他們用自己的熱血、自己的工作，包括運用自己的權力、影響、關係網，在進行著十分艱苦的變革努力。對於那些投入政林、躍入商海的知識分子，我們應當給予鼓勵，寄予期望。但同時應該認識到，在一種體制性的逆向運作中，個體的抵制作用的有限性和體制對個體的腐蝕性，往往是不但不能做中流砥柱，反而是“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另外，“武器的批判”本身也存在方法論上的先天弱點，它如果不與充分的“批判的武器”相配合，則恐怕只能治標不能治本，甚至將情形匯入另一對立的極端。這已有許多歷史經驗可以證明。總之，非知識分子的方法不論是好是壞，都不是知識分子可以左右和隨便褒貶的。

知識分子的方法則可以說是無方法。第一，生存困境不是知識分子所能解決的。知識分子或許可以出賣自己的腦力改善一下自己的生存困境，但如果只出賣腦力而不搭售一定的人格和尊嚴和立場，那麼這改善註定是有限的甚或越出賣越貧困。更不要說兼濟天下、改善全社會的生存困境了。

第二、“靈魂缺席”也是全社會性的，知識分子雖然從事“靈魂工作”，但當今中國的“靈魂缺席”實際上是與“生存困境”互為表裡的。中國既然選擇進入國際市場的遊戲運作網路，那麼就已先在地確定了自己在這個遊戲網路中的生存弱勢。為了擺脫生存弱勢，“趕上先進國家”，做一回出賣靈魂的浮士德，恐怕是這個民族註定的命運。因此，作為“靈魂缺席”最大受害者的知識分子，剩下的選擇只有三種：同流合汙、獨善其身和絕望的抗爭。同流合汙已經是大面積的事實，知識分子的最大壓迫者大多也是知識分子。獨善其身是一種可敬的選擇，但常常不能很純粹地做到，它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裝聾作啞，有時不免要隨波逐流一下，弄不好也會偶爾地助紂為虐。如果不這樣，那就只有最後一種：絕望中抗爭。

絕望中抗爭是說對於短期內徹底改變中國“生存困境”和“靈魂缺席”的局面不抱希望，但仍然為之付出不求回報的努力，即“知其不可而為之”，這本來就是知識分子，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本色，從孔子到魯迅，這種絕望中抗爭的精神已經形成了一個打通新舊文化的傳統。抗爭就要有抗爭的立場，這在第一層意義上就是所謂“堅持獨立性”，不受外在的思潮和利益集團的脅迫和誘導，即孟子講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也是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近現代知識分子傳統。然而，“獨立性”不是一個透明的、抽象的東西，完全隔絕了與外在思潮和利益集團聯絡的獨立性是不存在的。你總有一個利益和道德的出發點。這個出發點對於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便是“以天下為己任”。倘若不以天下、只以自身為己任，那麼知識分子大可不必保持什麼“獨立性”，大可不必抗爭。既然要抗爭、要獨立，就應該是為天下蒼生而抗爭、而獨立。這個看起來有些迂腐的道理很可惜近年來被知識界不斷地遺忘和消解了。蒼生或許是愚昧的、是可能拿著饅頭蘸你的血的，但你恨來怨去，最後還是得為他們，當然也包括知識分子自己。脫離了蒼生，你的獨立性就極為可憐，你的聲音就極為微弱，你蹲過的牛棚、捱過的皮鞭就不一定再具有受難的意義而只成為小病呻吟的笑柄。你連大眾的疾苦都不“恫瘝在抱”，你還何談“人類的良心”呢？

還有，當知識界相當多的人都在談“獨立性”，都在號稱“獨立思考”，以至“獨立”已經成為一個流行詞、口頭禪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獨立”已經異化，已經恰恰成為隨俗了呢？真正的獨立有一個簡單的標誌，就是你周圍的人不贊同你，包括你的導師、學生。而現今主張獨立的知識分子卻在精神上極度依賴於那個主張獨立的規模不小的圈子。對這一點保持一定程度的懷疑和自省，才能真正做到“獨立”。然而這又是極難完全做到的，人如果到了那個境界，也許就不會再憂慮什麼生存困境和“靈魂缺席”了。

1998年萬聖節之夜

（此文發表於《方法》1999年2期，居然一字未刪，謹向編輯同志致敬！）

痛心的偏激

讀魯迅的一些雜文，倘若不事先知道是出自“偉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