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推出堪與匹敵之輩。無怪乎今日文學史研究界也一併望其項背，期盼能從陳寅恪身上找到某種力量或者是途徑。那麼，陳寅恪對文學史研究的意義也就確實值得一論了。

二

文學史，究竟姓“文”還是姓“史”？龔定庵說，一切學術皆為史。放在廣的人文科學家族中來看，文學史當然首先是“史”，是一種專門史。這就要文學史研究必須遵從一般史學研究的共同規律。甚至有人把“文史不分家”，主要理解為“文不離史”。而另一方面，文學史又姓“文”，是整個文學研究一部分。雖說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要以文學史為基礎和依託，但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又反過來引導文學史研究的前進。所以，文學史研究又具有高度文學性。雖說一切學術皆為史，但文學史不同於經濟史、思想史等的根本特性在於，它所具有的文學性與歷史性之間構成了一種微妙的矛盾關係。文學是藝術，歷史是科學；文學重感悟，歷史重理智。正是文學性與歷史性之間的這種頗難把握的張力，使文學史研究者不時處於困惑與尷尬的境地。

絕大多數的文學史研究者出身於“文”。他們懷著文學興趣和文學才華進入這一科研領域，缺少專門而系統的史學功底培訓。這便給文學史研究帶來一種先天不足。不附麗於任何他物的“純文學”是不存在的，所謂文學的“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並沒有一道鴻溝橫貫其間。愈是要深入探究其內部，倒愈是要廣泛瞭解其外部。文學史研究者終於發現自己愈來愈遠離令人心馳神往的“藝術”，而愈來愈深陷令人心煩意亂的“科學”，學術研究對“文才”的倚重要大大少於對“史才”的倚重。於是，文學史研究者不得不一步步地由文向史傾斜，以至發展到完全皈依。但問題在於，史的迴歸未必就能真正解決文的問題，相反文學性的淡化和放棄卻可能導致文學史研究出現致命的危機。正像號稱賺夠了錢再回來做學問的人根本不會再回來一樣，一頭扎進歷史大澤的人，也很難再游回文學堤岸了。

面對這樣的兩難困境，文學史研究者不能不發生或左或右的偏移。不管轉向純理論的探討還是轉向泛歷史的思考，都說明文學史研究正在經歷一個“瓶頸”階段。有的學者認為，“理論思維的貧乏與理論框架的單調，是文學史研究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但即使這樣的學者，也沒有真正去在理論上下功夫，而是仍然著眼於非常實際的“工作正規化的建立”，仍然走向“以史養文”。於是，相當數量的傳統學術大師得到了重新重視，從顧炎武、戴震、章學誠，到章太炎、梁啟超、胡適，所以，陳寅恪熱的出現是絕不偶然的。

但是，通覽一遍陳寅恪的學術著作之後，便會發現文學史研究的最主要病症一不是缺乏材料，二不是缺乏理論，從陳寅恪那裡得不到這方面的啟發。文學史研究在陳寅恪的映照下暴露出來的最主要的危險隱患是：一無方向，二無問題。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學術方向，即便是乾嘉之世的樸學時代，畢竟還有一個“為考據而考據”的總體方向。而現今的文學史研究，各自為政，盲無適從，所謂學術熱點此起彼伏，跑馬圈地，各憑興致。學術研究的目的不清楚，學術與現實的關係不清楚。如果把這些完全歸咎於時代的混亂，恐怕過於輕巧。陳寅恪“生為帝國之民，死作共產之鬼”，經歷的混亂時代不可謂不長，但他的學術方向是十分清晰的，或可用陳寅恪自己的話概括為“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他的學術雖不是簡單明瞭的“經世致用”，但始終對時代風雲有所暗寓，對學術走向有所引導。他的文章、著述不是為考證而考證，而是構成一個和諧的向量整體。任何時代性因素都不能成為學術研究失去大方向的充分理由。至於問題，更是學術研究的生命。法國年鑑學派創始人之一、歷史學大師馬克·布洛赫（M·BLOCH）對此有一精闢的見解：“一件文字史料就是一個見證人，而且像大多數見證人一樣，只有人們開始向它提出問題，它才會開口說話”。因此，“歷史學研究若要順利開展，第一個必要前提就是提出問題”。陳寅恪遊學歐美，雖然更多地受德國曆史語文考證學派的影響，但他的考證只是一學術研究的必要手段的途徑，“陳氏深知史家須超越考據，更攀登氣象滂沛的著述境界”。他用自己的著述真正創造了一種“史學家帶著問題去研究的史學”。這也正是陳寅恪的學術生命所在。而現今的文學史研究界，不少人仍圍繞著“重新評價”、“打通時代”、“流派研究”等幾個已經成果累累的老問題做文章。發現不了新問題，於是便出現兩種低層次的研究傾向。一是依靠壟斷史料，研究某一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