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流派——魯迅、文學研究會影響下的鄉土小說，創造社影響下的自我小說，太陽社與後期創造社的“革命小說”，新感覺派和心理分析小說，社會剖析派小說，京派小說，七月派小說以及後期浪漫派小說。書和附錄論文一篇，對“跨元批評”現象進行了反思。

在緒論中，作者從時間和性質兩方面對“現代”概念進行了界定，並由此將中國現代小說分為十大流派、三大思潮。認為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這三種思潮、三條線索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相互扭結、對抗又相互滲透、組合，構成了許多小說流派的變遷發展。

本書獲國家級優秀教材獎。由於取得了大面積的突破性成就，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讚譽。1995年底人民文學出版社又出版了該書的精裝本。

《世紀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系“本世紀中國小說的一本論文集”。共收文章24篇，前16篇側重論述20世紀中國小說的主體色調、發展趨向、創作方法、思潮流派及一些重要的小說現象，後8篇則透過學科狀況的回顧，集中探討了文學史研究的方法論問題。作者認為，文學只有優劣之分，無所謂“過時”或“不過時”，不能認為現代主義的東西一定比現實主義的好，“關鍵在於作家有沒有那種與真知灼見融合在一起的真切深刻的人生體驗和獨特過人的文學才華”。對文學上的各種主義，應該採取相容幷包的態度，反對“跨元批評”。在相當於後記的《文學前途之我見》中，面對90年代以來文學所面臨的商品化和政治化這兩大話題，作者強調，文學要保持獨立，提倡獻身，拿出精品。一以貫之的質樸文風中顯露出一股“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浩然氣概。

（此文尚未全部寫完，姑且“立此存照”）

陳寅恪對文學史研究的意義

一段時期以來，學術界出現了一股陳寅恪熱。許多海內外學者撰文演講，交口稱譽陳寅恪這位學術界“傳奇性的人物”，認為他是“本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史學家之一”，以至把他比作金庸小說中的無敵大俠王重陽和金蛇郎君。《陳寅恪評傳》、《吳宓與陳寅恪》等著作成了北大、清華等高校書店的暢銷書，陳寅恪本人的著作諸如《寒柳堂集》、《元白詩箋證稿》、《柳如是別傳》等則在圖書館中高效流通，很難借到。一時間，人們耳熟能詳的郭沫若、顧頡剛、翦伯贊等歷史學家，與陳寅恪相比，彷彿都黯然失色。這股不僅僅侷限於歷史學界的陳寅恪熱對文學史研究界也產生了強烈的輻射，北大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就曾專門請劉夢溪先生為研究生作過關於陳寅恪的學術報告。與此相映成的另一個現象是，相當一部分文學史研究者紛紛“由文入史”，傾斜或轉移了原來的學術方向，由文學史轉入學術史、文化史以至思想史、革命、政治史，尤以近、現代較為明顯。這就不免使人產生一系列的疑惑，當前的文學史研究到底發生了或者說存在著哪些問題，對“由文入史”現象應該如何理解，文學史研究的性質究竟何在，文學史研究與歷史研究是何關係，陳寅恪的魅力對文學史研究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和意義，等等。文學史研究界所經歷過的種種“熱”實在已經為數甚眾，但大多數都淺嘗輒止，隨即如過眼雲煙。這股“陳寅恪熱”如果沒有與文學史研究的現狀在經過反思之後達到一種有效的結合，那麼恐怕同樣免不了淪於讀過幾本書之後的一種高雅談資而已。

陳寅恪得到極度重視的原因，歸納起來不外兩個方面。一個是他的人格魅力，一個是他的學術魅力。前者被劉夢溪等學者稱為“特操”，指的是陳寅恪一生堅持“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評態度”，從不“曲學阿世”，“逐隊隨人”，甘為“不古不今之學”，甘作寂寞孤立之人。後者指的是陳寅恪輝煌的學術成就。他“繼承和發揚了清代乾嘉學派和歐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傳統，以其深厚的文、史、哲以及語言文字知識，融會貫通，縱橫馳騁”，在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學、佛教史考證等方面達到了堪稱一流的境界。他的許多成果已經可以稱為定論，或者起到了開闢新領域的作用。其實，這兩個方面是緊密聯絡在一起的。陳寅恪的人格與學術是斷難分為兩截的。他的人格主要體現在他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學術活動中，而他的學術成就又是在他的人格力量激發下取得的。陳寅恪的祖輩、父輩皆心繫華夏興亡，其祖父陳寶箴出入仕途宦海，以功名入世，其父親陳三立乃同光體詩派領袖，兼以文學入世，陳寅恪則是以其學術成就來入世，終生不輟。這樣的學術大師無論從人格、還是從學術，在文學史研究界的確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