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門的領域，“莊稼不收年年種”，早晚必成專家。二是藉助新奇理論，為舊問題重鍍一層金，做空中閣樓式的研究。這兩種傾向實際都是為學術而學術的盲人摸象。既於世無補，又無益於學術本身。正像英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傑弗裡·巴勒克拉夫針對大量歷史著作所批評的那樣：“雖然增加了大量知識，卻沒有（也無意圖）指出新的方向，提出新的方法”。所以，文學史研究只有認識到自己的真正疾患，才可能從陳寅恪以及其他學術大師那裡找到真正的補藥。

三

陳寅恪對文學史研究的意義，似乎應該首推他的學術精神。陳寅恪的學術精神，一言以蔽之，曰“獨立”二字。他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的結語中說：“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這既是他對王國維的讚譽，也同時是對自己的要求。“獨立”二字，說說容易，要真正做到，有幾人歟！而陳寅恪卻能夠在其“失明臏足，棲身嶺表，已奄奄垂死，將就木矣”的晚年，坦然言道：“默唸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這裡，不曲學阿世的“世”，應當做多層次理解。一指正統權貴之世，二指顯學門派之世，三指時髦流俗之世，能夠在這幾方面做到“遺世獨立”，才真正稱得起“不曲學”。

陳寅恪早年利用其掌握多種東方古文字的優勢，考證中亞史地。這是國際史學界的一門顯學。以陳寅恪的超人功力，達到一流水平，並非難事。他中年以後，毅然轉向中古文化史研究。他說：“年來自審所知，實限於禹域以內，故謹守老氏損之又損之義，捐棄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敢覆上下議論於其間，轉思處身局外，如楚得臣所謂馮軾而觀士戰者”，這充分表現出陳寅恪清醒的學術獨立意識。他做學問，並不看熱門，而是“要透過最嚴格最精緻的考據工作來研究中國史上的一些關鍵性的大問題，並儘量企圖從其中獲得關於當前處境的啟示”。俞大維說他是“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余英時稱之為“通古今之變”的史學精神。而這些恰恰是文學史研究領域中所頗為缺乏的。近年來，文學史研究中蜂擁熱門或零敲冷門的現象十分明顯，正中陳寅恪所云“逐隊隨人，而為牛後”之弊。至於“通古今之變”的意識，在文學史研究領域更是很少有人自覺去追求，一部中國文學史，被斬成了一塊塊互不相通的自留地。

陳寅恪一生經過了20世紀中國的數不清的風浪，但他從不為政治形勢所左右，始終堅持自己的文化立場。五四以後，全盤西化論獨尊一時，而陳寅恪卻以高度的道德勇氣自謂“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面對喧噪一時的政治思潮，陳寅恪都能做到不卑不亢，我行我素。雖有時“迫於事勢，噤不得發”，但他無所畏懼，依然“論學論治，迥異時流”。並且隨著歲月的流逝，愈加堅定了自己“逆流而動”的信念，自稱“餘少喜臨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他的摯友吳宓晚年在日記中稱讚他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絲毫未變，致仍遵守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中國文化本位論）。在我輩個人如寅恪者，決不從時俗為轉移”。當時正是陳寅恪遭受學術批判之後。面對一大堆“唯心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大帽子，陳寅恪的態度是“剩有文章供笑罵”。“老來事業未荒唐”。這種學術事業上不媚權勢、流俗的“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執著獨立之概，在當今世風澆薄，八面來風的時代，對聰明人頗多的文學史研究界，是很有一番警醒作用的。而對那些一如既往堅持自己選定的學術道路的文學史學人，理應表示由衷的欽佩和敬意。

陳寅恪學術精神以“獨立”二字為基礎，在相當程度上達到了一種思想家的境界。他有著對整個中國文化問題的通盤思考，深信中國文化自具特質，任何外來思想若不經中國化，最後必“歸於歇絕”。他認為中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並推斷未來的發展必歸於“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懷著“通古今之變”的治學態度，陳寅恪的學術活動始終是與時代風雲暗相呼應的。但他的關懷現實，是以不歪曲歷史材料為絕對前提的，絕不是那種穿鑿附會的打著“古為今用”旗號的御用史學。他說：“你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了，就急著要論微言大義，所得的結論還是不可靠的”。陳寅恪對時代的關心，對祖國的熱愛，終生不渝。但這種關心和熱愛，又是超越狹窄的民族主義的。他能夠從人類文明演進的高度客觀看待歷史上各民族之間、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