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豪傑的汗馬功勳，其實質不過是“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高適《燕歌行》）。

因此，現代派詩歌完成了初期象徵派詩歌所不能完成的任務，使新詩這個“逆子”在海外飽經滄桑後“回頭是岸”。當然，現代派詩歌在繼承古典藝術方面還不夠深層次、多角度，手法有時不免生硬。但無疑，東、西雙向的美學追求為中國詩歌的發展拓開了一條立體天橋之路，這種精神本身就是東方色彩的。

端木蕻良與東北文化

端木蕻良的作品，從《鴜鷺湖的憂鬱》到《曹雪芹》，都充滿著深厚的文化底蘊。端木蕻良可以說是東北作家群中真正具有大作家風範的人。東北作家群是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文學現象和課題，但歷來的研究主要偏於兩方面，一是反日愛國，二是左翼革命。在大多數的現代文學史著作中，蕭紅、蕭軍、端木蕻良，是與葉紫等人合寫在一起的，因為“二蕭”曾與葉紫合出過“奴隸叢書”。但東北作家群所提供的遠不止這些，特別是端木蕻良的作品，為東北文學的文化研究提供了絕好的範本。

逄增玉講過端木蕻良有一種對“宏大敘事”的自覺追求。他把階級、抗爭的主題放在文化中進行考察，從家族史和民族史的角度，寫出了東北文化的編年史，因此他的作品才被認為具有“史詩品格”。巴爾扎克說：小說是一個民族的秘密。端木蕻良正是懷著一種解密者的心態來書寫東北文化的。

端木蕻良的小說把東北文化的真實圖景展現在讀者面前。東北人把中國的其他地方稱作“關裡”、“關內”，把東北稱作“關外”。東北對關內瞭解比較多，而關內對東北瞭解則相對較少，正像中國瞭解世界，而世界不大瞭解中國。一般關內人心中的東北文化印象是粗豪、雄闊、鬍子氣、大男人主義等等。其實這些還只是表面現象。從端木蕻良的作品中，就可以明顯感受到陰柔的一面，憂鬱的一面，這同樣是東北文化的重要內涵。東北文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有一種強烈的認同感。《科爾沁旗草原》一開頭就寫從山東到東北的大逃難。山東是代表傳統文化的“根”，東北文化將這種根理想化、詩意化，加以頑強的誇張的表現。這在作品中就是主人公之一大山所表現出的一面。東北文化的另一面又有一種強烈的放逐感。著名歌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就唱出了這種放逐感。這是由於淪陷，放逐感得到了加倍的激發。其實未曾淪陷時，東北文化就充滿了異鄉感。瞿秋白的《餓鄉紀程》等寫到東北的作品都帶有明顯的異域色彩。東北人不大看得起關內人，認為自己在傳統文化方面具有道德上的優勢，所謂“劣根性”比較少。但這種自以為是的優勢並未得到公認，因此產生了一種矛盾的文化心理。朝與野，雅與俗，剛與柔，組成了複雜的交織狀態。這也就是小說中丁寧的形象。丁寧與大山合起來構成了東北文化的一張心理圖。東北人有時是大山，有時是丁寧；有時是張作霖，有時是張學良；有時是蕭軍，有時是端木蕻良。而東北文化的複雜也許正好是研究20世紀中國文化變遷的一個極好的標本。

端木蕻良的小說一方面在解析東北文化，另一方面自身也表現著東北文化，所以端木蕻良在現代文學史上的意義應當是既屬於東北作家群同時又超越東北作家群的，就像沈從文既屬於京派又超越京派一樣。一個優秀的作家，往往既是所在地域文化的代表，又是它的反叛。沈從文所竭力讚揚的湘西人的勇敢、粗野、原始的生命力，恰恰是沈從文自己所缺乏的。那麼，端木蕻良身上什麼是東北文化的，什麼是超越東北文化的，無疑應該成為現代文學研究中的一個極有價值的課題。

俳句意境與中國古典詩歌

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同屬於亞洲三大文學傳統中的東亞文學範疇，二者之間的交流影響已有一千餘年的歷史。這種交流影響幾乎在各種文學體裁中都有所反映，而尤以詩歌最為明顯。僅從俳句來看，探討它與中國古典詩歌的關係，對於研究兩國文學上、心理學上乃至於哲學上的許多比較問題都是很有價值的。本文僅從意境的角度談一點膚淺的看法。

俳句是日本傳統詩歌中最為短小的一種體裁——只有五、七、五這樣一共17個音，略相當於中國的竹枝詞（14字）、歸字謠（16字）或者五言絕句之類的“袖珍詩體”。它產生於15世紀，至今仍廣為流行。由於形式上的限制，所要表達的感情、意念就必須是極為精煉的。否則，小而無味，就決沒有流傳於今的生命力。而維持這生命力的如蛋白質一樣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它的意境。

意境歷來是詩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