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思想仍停留在從前，就會被歷史所拋棄！”

張伯駒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

康生揮了揮手道：“好吧，這個事，你自己再想一想。考慮好了，再答覆我。”他的聲音低了一低，關切地說：“張先生，大家都是讀書人，我這也是為了你好。識時務者為俊傑，別人搶著幹，我還不一定相信呢。”

說著，他走到了大書架前，拿起一函線裝的清版《宋元學案》，隨意翻了翻，用一種漫不經心的口吻說：“聽人講，你收藏了不少古畫，可以看一看麼？”

張伯駒謙詞道：“多少有一點，不過大都不在這裡。”

“哦，沒關係，隨便看一看也好。我這個人，革命幾十年，對古書古畫，卻一直有所偏愛，也愛瞎寫幾筆。有時間，我們還可以好好切磋一下呢。”康生興致勃勃地說。方才那些關於“傳統”之類的議論，一下子全丟到一邊去了。

張伯駒讓慧素從裡間小書房中取了七八幅字畫來。這都是北平解放前夕買的，基本上是明清兩朝畫家的作品。

張伯駒把畫一幅一幅地全掛了起來。

康生摘下眼鏡，用衣角擦了擦，又戴上，湊近一幅明代畫家戴進（字文進，號靜庵）的山水畫卷，眯著眼睛看了起來。他看得認真、仔細，甚至有點兒挑剔。

“這……是真跡麼？”

“是的。”康生點點頭，又看第二幅。

這一幅是明代畫家吳偉（字士英、次翁，號魯夫）的《江夏秋居圖）。吳偉於明弘治年間被皇帝賜“畫狀元”之印，名動一時，筆觸恣肆而秀勁，山水畫的意境很獨到。康生看了，不住點頭。

再下一幅是清代畫家黎簡（字簡民，號二樵，廣東順德人）的山水畫，畫風又是一脈，蒼潤而淡遠，康生看得如醉如痴。

接下來是一幅任伯年的人物和一幅虛谷的山水畫，康生看得更入神了，竟情不自禁地連聲讚了起來。張伯駒站在一邊，心下甚是打疑。他不明白，這位康生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

“這幾件東西，能不能借給我看一看。內人伴竹（曹軼歐的筆名）也喜歡寫寫畫畫的，讓她也欣賞欣賞。”

張伯駒自無不允，痛痛快快地答應了。慧素去找了個布兜，張伯駒則把畫一一取下來，卷好，放進布袋裡。最後，康生又握著張伯駒的手說：“張先生，方才的話，請你再考慮考慮。記住，千萬別錯過了機會。”

送走康生，張伯駒只覺心中很亂。他不知道自己錯在什麼地方。

康生是共產黨的大幹部，說出來的話，似乎不無道理。可是，那些畫，難道便不是“封建階級士大夫”的那一套了麼？到底哪一種說法更對呢？

此外，對現代戲，他真是一竅不通，連這個名詞，也是第一次聽說。突然讓他去搞現代戲，還要讓他去牽頭，這不是開玩笑麼？

他所說的“機會”，又是什麼意思呢？

他不得其解。

三天後，他措詞謹慎地給康生寫了一封信，表明他“實在難以勝任”，請康生同志“另擇高明”。

然而，一晃兩個月，康生那兒再沒了一點兒訊息。

五

本打算春節一過，就去看從香港重金購回的《伯遠帖》的。因為齊白石一直忙，身體又不大好，不能一塊兒去。所以，拖到年底，才算辦好了看《伯遠帖》的手續。手續是由文化部報到中央批的，可見對這件文物的重視。雖然拖了這麼久，但張伯駒反倒有一種寬慰的感覺。

古時候，那些王府的千金小姐，也是難得一見的。太輕易了，反倒會失了身份呢！這比喻雖不甚恰當，從道理上說，卻是差不多的。想當初《伯遠帖》流落街頭，被人一次次翻賣，成了一件有價的商品，簡直是一種褻瀆呢。後來，在張伯駒手上，又呆了整整八個月。八個月中，他幾乎每天都要把《伯遠帖》細細地看上好一陣，對上面的一筆一劃，都印象極深。可以說，已經深深地刻到了腦子裡。便是上面的漬點，也印象深深。今天，他又站到了《伯遠帖》前。“是它！”他在心中狂喚。

他強作鎮定，凝視著《伯遠帖》。《伯遠帖》放在一個玻璃罩裡，平素罩上蒙著不透光的布套，以免紫外線的照射而損壞畫面。張伯駒他們進去時，布套才取下來。一塊兒去的，還有一位《人民日報》社的記者，揹著一架照像機。但是，那裡不許拍照，以防對畫有破壞作用。這些，他都一一看在眼裡，百感交集。

國民政府時代，他曾幾次上書，

大聲疾呼，要政府出面，把流落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