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大約一年零八個月後，在1962年聖誕節前夕，由於肯尼迪對卡斯特羅發出的嚴厲警告而保住了性命的俘虜，在價值五千三百萬美元物品的交換下獲釋了。這一給人以深刻印象的行動是由司法部長指揮，並由代表古巴家屬委員會的詹姆斯·多諾萬律師去與卡斯特羅談判的，它並沒有使用財政部或中央情報局的任何經費，而完全是用公眾捐贈的藥品、嬰兒食品、醫療裝置和類似的非禁運的生活用品來交換的。從1961年6、7月起，各種談判的嘗試斷斷續續地進行著。雖然這一行動基本上是由私人負責和籌措資金的，總統卻為他的政府透過免稅、協作、調撥剩餘糧食和給予鼓勵等方式所提供的幫助感到自豪。在突擊隊領導人獲釋後，總統和第一夫人在棕擱灘的家裡接見了他們，被他們的儀態和精神深深感動了。兩天以後，在奧蘭治圓形競技場對突擊隊員及其友人發表的一次演說中，總統預言，突擊隊的旗幟總有一天會在“自由的哈瓦那”上空飄揚。

總統在公開的場合以及同他的大部分新同僚在一起時，總表現得滿懷希望、鎮靜自若、精神振奮，他朝前看並避免斥責別人的衝動。他要求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負責調查實情，不是要確定是誰犯了錯誤，應受懲處，而是要弄清楚是什麼地方錯誤不當，須予以糾正。當世界各地的群眾和外交官同聲怒斥美國的帝國主義行徑及其欺騙和侵略行為時，他私下說，有許多本來最急於看到卡斯特羅被幹掉的一些領導人，現在卻最早在演說中攻擊美國把小小的古巴視為威脅。不過，他在公開場合還是保持緘默。

然而儘管這種表面的平靜在那時對國家是如此需要，可是他內心卻是十分憤怒和傷心的。在以後的幾個月裡，他因為自己用瞭如此小而短暫的代價就學到了這麼多重要的教訓——它導致人員、政策和辦事程式的基本變革——而感到高興。然而，星期四早晨當我們在白宮南草坪散步時，我看到他似乎是一位沮喪的、孤獨的人。為了捍衛國家的團結和士氣，他打算那天下午向全國報刊編輯發表一篇堅定的演說、並與所有的共和黨領袖進行一系列會談。豬灣事件曾經是，而且以後還將是他經歷中最糟糕的失敗，是他所不習慣的那種徹底的失敗。他知道他已把一根棍子交給了他的批評者，他們將經常用它來攻擊他；他知道他想迅速取得別國信任的步驟已經受到挫折；他知道卡斯特羅自負的叫囂會嚴重地增加美國人民在冷戰中的失敗情緒；他也知道正當恢復禁止核試驗會談的時候，他卻不必要地使東西方的關係惡化了。

後來，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有一句老話，勝利人人居功，失敗無人任咎。……我是政府的負責官員，這一點是很明顯的。”可是，在那個星期四早晨我們散步時，他時而帶著諷刺的聲調向我談起了某些曾拆他的臺並應對這次失敗負責的人。由於他自己承擔了全部責任，他贏得了職業官員和公眾的稱讚，避免了黨派的調查和攻擊，並阻止了有關人員進一步洩露出他們的看法和指責。但是他的承擔責任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手段，或者是憲法上的一項義務。他強烈地、真誠地感覺到他的責任，而且在我們散步的時候一再反覆地講到這一點。他大聲地問他自己，“我怎麼會如此大錯特錯呢？我一生中很知道不能依賴專家。我怎麼會如此傻，讓他們搞起來呢？”

當他知道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們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時，他更感到加倍的苦惱了。

第十二章　國會（1）

約翰·肯尼迪並不喜歡數學，可是在我結識他的那些年裡，他卻花了大量時間從事計算。1960年7月之前，他在計算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人數，結果他以微弱的多數當選。1960年7月至11月，他又在計算選票，並再一次獲得微弱的多數。1960年11月以後，他在計算國會的票數，但這次他未能使兩院的總數對他有利。

他在第八十六屆國會中的經驗，特別是1960年8月全國代表大會後的那一屆糟糕的會議期間，使他明白民主黨必須在兩院取得更大的多數，才能透過1960年被擱淺的一些法案（法案常常在眾議院規則委員會就擱淺了，有時是使用了否決權的，有時則是威脅要用否決權）——包括住房、教育、最低限度工資、不景氣地區、公民權以及醫療照顧等法案。但在1960年的國會選舉中，更大的多數席位並不是唾手可得的。本世紀以來，一個政黨獲得了總統的職位，卻未能在國會里取得優勢，這種情況尚屬初次。在參議院，民主黨只失掉了一席。但是在眾議院，共和黨失去七席，同時卻從民主黨手中奪取了二十九席，而這二十九個民主黨人全都屬於肯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