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而感到滿足。另一方面，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對那些限制是否會使計劃受到致命的削弱也曾有所懷疑，但是他們也沒有堅持己見。

然而，我在上面所述的一切，全不應被看作要想更改約翰·肯尼迪自己所下的論斷——即責任是在他身上。雖然他並沒有購買槍炮，裝上彈藥，親自開槍，但是他表示了同意開火。根據他自己堅守的要擔負行政責任的原則，他只能“認罪”。

此外，他自己的錯誤很多、很嚴重。他決不應該認為，他新上任就取消有聲望的專家和勇敢的流亡分子的計劃會是自高自大和專橫放肆的表現。他決不應該在他就職頭一年這麼早的時候就允許執行這個計劃，因為他對那些向自己提供意見的人並不瞭解，而且他對計劃本身也還抱有極大的懷疑。他決不應該讓他自己反對卡斯特羅的激烈情緒（對他說來是不尋常的）和對輿論的考慮（他尤其擔心由於取消一項除掉卡斯特羅的計劃而會受到攻擊）去壓倒他內在的懷疑。鑑於不可能讓突擊隊留駐在瓜地馬拉，他應該設法讓突擊隊轉移到某一別的營地去，同時更仔細地考慮它的前途。即使他解散了突擊隊，其後果比之他這次所作的選擇也顯然要和緩些。

由於他不願透過國防部進行一次公開的軍事行動，他本應該完全放棄這個行動，因為這是中央情報局力所不及的。他應該堅持要求他的參謀人員發表更多的懷疑意見，並且對贊成這項計劃的人說明對他們的勇氣不應有什麼疑問。

他應該認識到，在沒有戰時新聞檢查的條件下，在一個開放的社會里，他希望使這樣龐大的準軍事行動保持秘密是不可能的。等到說有一次重大入侵的傳聞四下傳開時，他就應該重新審查整個計劃。實際上，在邁阿密的古巴難民、美國報刊和卡斯特羅政府早在這些計劃確定之前，就都在談論“秘密”訓練營和入侵計劃了。

最後，他應該更多地重視自己的政治上良好的才能，並對那些具有政治見解、對古巴和拉丁美洲政治以及未來古巴政府的組成問題等確曾直截了當地講出不同意見的人（如富布賴特和施萊辛格）予以更多的注意，而不應僅僅聽從拉丁美洲專家小阿道夫·伯利和托馬斯·曼的意見①。當他和迪安·臘斯克權衡這項計劃悄悄地和成功地實行後在國際上產生的後果時——他們斷定這種後果是可以接受的——他也應該權衡一下如果這項計劃既不能保密又不成功所產生的後果——因為那種後果是不能為人們所接受的。可是約翰·肯尼迪這一次聽任他的主觀願望壓倒了他的疑慮，因而他對於失敗的可能性始終就沒有充分予以考慮。

①施萊辛格確實起草了一份關於卡斯特羅背叛革命的極好的白皮書，但是那個檔案內包含的理解同登陸計劃內包含的前提，兩者之間有著過大的差距。

當失敗來臨時，它的打擊是沉重的。星期二在內閣會議室延續到午夜以後的會議是一派憂鬱的估量形勢的情景。總統參加了一年一度的國會招待會後，仍然穿著夜禮服戴著白領帶。這時新暴露出來的種種情況，說明他的預料和設想是多麼錯誤，這使他感到震驚。他不願同意軍方和中央情報局所提出的要求，即要美國武裝力量承擔起那種公開的義務，因為在他看來，那就將迫使美國武裝部隊發動全面的進攻。他說，這隻會削弱我們在全球同共產主義作長期鬥爭的力量。他派遣施萊辛格和伯利作為私人使者到佛羅里達州去看望憤怒的流亡分子政治領導人，他們已被中央情報局禁止與外界接觸。最後，在清晨四點左右他下令進行那次註定要失敗的“為空中掩護所提供的空中掩護”之後，又與那些在所有官員離開後還留下來的助手們半心半意地談了一些話，便走向白宮的南草坪，獨自沉思了一會兒。

星期三，由於突擊隊在薩帕塔遭到圍殲，他在一整天令人苦惱的會議和彙報中下令美國海軍和空軍儘可能地多救出一些人來。他還按照施萊辛格的提議，同坐飛機從佛羅里達州飛來的流亡分子政治領導人會談。他發覺他們對他盡力使這場戰鬥限於古巴人之間的決心十分諒解，而據他們後來說，他們也發覺他對他們極為關心和諒解，特別是對那些有兒子在突擊隊裡的人。總統告訴他們，“在大戰中我失去了一個哥哥和一個妹夫，我多少知道一點你們的心情”。說實在話，僅僅是語言並不能表達他的心情，因為在隨後的長時期裡，我注意到他覺得他個人應對那些陣亡的人負責（與卡斯特羅的沉重損失相比，這次陣亡的人少得出奇）；我也注意到，由於美國政府在導致這1，113人被俘監禁的問題中也有責任，因此他決心首先要阻止卡斯特羅處決他們，並設法使他們獲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