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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這些差距的出現部分是由於認為時間緊迫和需要保密，以致除了計劃制訂人員和贊助人員外，任何別人全無法仔細考慮這項計劃和它的是非曲直。只有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有機會研究和考慮計劃的細節。甚至只有少數官員和顧問知道有這項計劃。在總統和這少數人員舉行的會議上，行動計劃的備忘錄總在每次會議開始時才分發，而到會議結束時則又被收回，這樣與會者實際上不可能進行任何有系統的評論和提出可供選擇的辦法。整個這項計劃似乎在神秘地、毫不動搖地進行著，直到付諸實施。而總統則既不能牢牢地掌握它，也不能推翻它。在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兩屆總統的任期內，這項計劃的形成、修改並強制作出決定的過程中，並沒有對政策和程式作出任何明確的說明。在任何關鍵性的會議上都沒有出現強有力的反對意見，也沒有提出切實的可供選擇的辦法來（有一種考慮認為要組成一個真正的流亡政府，使這項計劃具有比較名副其實的“內戰”色彩，而在此之前，暫不採取行動）。政府對成功的可能性和失敗的後果都沒有進行現實的估量。既然假設美國並不公開卷入，那麼撤回一項先入為主的計劃看來比聽任它進行下去所產生的問題要困難得多。

3。最後，這些差距的出現部分是由於新政府本身尚未完全組織起來以適應緊急計劃，這使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內那些先前負責制訂這項計劃和贊助這項計劃的人能夠發揮決定性的影響。儘管並不是所有的同僚都同意，肯尼迪自己卻覺得——因為他在“決定性”的會議上親自徵求過每個出席人的意見——國家安全委員會、行動協調委員會或者內閣舉行的不論多少次正式會議，也不會作出任何不同的計劃（事實上，這種行動計劃決不會在大型的正式的會議上予以考慮）。一年半後，他諷刺而幽默地評論說，“被邀請來提意見的行政部門的每一成員的意見是一致的——然而這種意見竟是錯誤的。”實際上，這種意見似乎並不那麼一致，也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參謀長們認為該項計劃軍事上是可行的這件事，特別使他憤怒。可是他們作為一個整體來說，只對計劃作了有限的、區域性的研究；而就每個個人來說，他們對計劃的情況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由於這項計劃是由另一個機構負責制訂的，並且也不直接使用他們的部隊，因此他們在審查時便不象他們本來會做的那樣嚴密，那樣愛挑剔毛病，而且他們考慮問題的依據是中央情報局對卡斯特羅的軍事和政治力量所作的估計。此外，他們本來批准的計劃是要求在埃斯坎佈雷山麓的特立尼達城登陸。當特立尼達由於太引人注目而被排除時，他們挑選了豬灣作為最好的替代地點；而他們卻沒有告訴肯尼迪和麥克納馬拉這個改變，他們兩人仍然認為特立尼達比豬灣合適。

另一方面，中央情報局雖然有許多能幹的軍官為之服務，卻並沒有這種作戰行動所要求的那類全面的軍事參謀人員。它的建立和人員配備本來不是為了組織不能保密的大規模行動的。無論是中央情報局還是總統都到太晚的時候才發覺，從遠離事件發生地點一千多英里外的華盛頓，而且又沒有更為適當的直接可靠的通訊工具，是不可能一步一步地指揮這樣一次作戰行動的。然而，中央情報局對這項行動計劃的嚴密控制，使總統和古巴流亡分子部隊大都不瞭解彼此的想法，並且它的狂熱性使它無視關於卡斯特羅也擁有政治和軍事力量這一明確的事實。雖然這些材料是由英國和美國國務院的情報機構提供的，甚至是由報紙報道的。

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與其說是受到力求謹慎和成功的想法所驅使，倒不如說是受一種要對卡斯特羅迅速採取行動的迫切心理所驅使。總統對軍事和情報的估計提出過一些疑問，可是答案都是由那些最支援該項計劃的專家提供的。總統在白宮又沒有他自己的軍事情報專家。原來應由總統告訴官僚們：必需採取行動，並要求他們制定出某些措施；實際卻倒過來由官僚們告訴總統：必需採取行動，而且辦法也早已制定好了——而總統的批准與否似乎是對他的勇氣的一種考驗。

然而我們指望中央情報局和軍方對他們自己的計劃持有必要的客觀性和懷疑態度，這種想法不但在現在，而且在當時也是錯誤的。不幸的是，國務院和白宮那些參與這項計劃的人中有些是對此有疑慮的，但是他們始終沒有堅持己見。這部分是由於他們害怕在同事的心目中被視為“軟弱”或膽怯的表現，部分則由於他們對新總統和他們自己的任務不夠熟悉，部分也由於他們對美國的參與已受到一定的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