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表示他感謝我國軍隊所起的作用，他作了特殊的努力去視察美國國內和海外的軍事演習。他說，他的確沒有那種據說是塗寫在直布羅陀一箇舊崗亭上的一首打油詩所流露的那種情緒：

在危險的時刻，也只有在危險的時刻，

人人崇拜上帝和士兵，

一旦危險過去，萬事順利，

上帝彼人遺忘，老兵無人理睬。

非常規戰爭

那些潦潦草草塗寫的字句無疑是難以辨認的，因為總統每次引用這首詩時總略有不同。但是他既沒有不理睬我們的老兵，也沒有忽視需要培養一種完全新型計程車兵。因為甚至常規力量的增強也無法根除那些進行共產黨的“解放戰爭”的暗殺者、游擊隊員、暴動者、破壞者和恐怖主義者。這些戰爭的目的，正如下一章所闡述的，在於透過侵蝕和消耗的方式在政治顛覆活動與有限軍事行動之間的邊緣地區破壞新獨立的國家，而不是解放這些國家。例如，一小股游擊隊可以牽制十到十五倍之多的常規力量。“我們擁有威力巨大的武器，”總統在1961年說，“但是這種武器與自由之敵最常使用的武器，即顛覆、滲透、游擊戰、內亂等作鬥爭時是毫無效果的。”次年，他在西點軍校畢業典禮上說，需要作出一種新的努力，搞出“一種全新的戰略來”。

他承認，在豬灣事件中，沒有當地的支援，光使用常規軍事力量是徒勞無益的。他在1961年4月20日，即豬灣事件結束後的第二天，對全國的編輯們說，這場災難的主要教訓是，自由在六十年代正面臨著一場在許多方面都比戰爭更為困難的鬥爭……（這場）鬥爭……毫不惹人注目地在成千上萬個村莊和市場上天天發生著……在全球各地的教室裡發生著。……軍隊（和）現代武器……主要是起了盾牌作用，在它的掩護下，顛覆、滲透和其他種種戰術穩步地向前推進……並利用……渴求理想的人民的正當不滿（和）表面上是合法的爭取自決權的要求。

豬灣事件的教訓改變了肯尼迪的整個工作方法，總的說來，改變了他在行政管理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方法，而就特殊問題講，則改變了他對待發展中國家所發生的衝突的方法。我不是說肯尼迪變得有點不知所措，而是指4月慘敗後在他所採取的步驟、政策以及最終在人事方面的徹底改變。起先，他從“肯尼迪從不失敗”的原則出發，他幾乎更加奮發進取，謀求制訂一項使卡斯特羅垮臺的計劃，強調“我們的剋制不是漫無止境的”，要求報刊發行人限制某些報道，併發出迫切需要改善我們的準軍事能力的尖銳警告。雖然這些公開宣告部分是有意說得非常嚴峻，藉以重建全國的團結和重振全國計程車氣，但肯尼迪的私下做法卻慎重得多。他把重點放在協助拉丁美洲人民建立較為穩定和民主的制度的積極方針上，這是一種旨在孤立卡斯特羅而不是搞掉他的政策。同時，肯尼迪擺脫了自己的衝動和急躁情緒，把注意力較少地放在離我國海岸九十英里的卡斯特羅這個滿臉絡腮鬍子的討厭人物上，而更多地放在我們在世界範圍內的責任上。

他不願放棄採取準軍事行動的能力。但是他在豬灣事件中的經驗使他確信，這種努力的主要責任應該由中央情報局移交給五角大樓。不過，中央情報局作為“要卑鄙手段的部門”，保留了實際行動的職責。為了加強他對這個機構及其許多未列入預算的經費的檢查，他恢復了由詹姆斯·基利安主持的“對外情報顧問局”的活動，並在邦迪和泰勒的領導下收緊了白宮的審查程式。同時，在艾倫·杜勒斯自動退休後，肯尼迪挑選了他自己的人當中央情報局局長。

肯尼迪始終並沒有對杜勒斯感到惱怒。杜勒斯勇敢地承擔起了他在豬灣事件中的責任。對於應為這次行動負主要責任的副局長理查德·比斯爾，總統個人也沒有對其失去高度的尊重，比斯爾後來悄悄地辭職了。不過人員更迭的時機顯然已經到來。泰勒和司法部長都不願擔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職務。紐約檢察官福勒·漢密爾頓受到鄭重的推薦，幾乎被提名了，但是最終卻應邀去領導對外援助計劃的實施工作（“就告訴他，”我向總統建議，“你的原意是讓他領導國際合作總署（ICA〕，而不是中央情報局（CIA）”）。總統考慮了其他一些人，有的還受到接見。“我們要一個在社交界不太拋頭露面的人擔任這個職務，”總統對我們這些提出人選的人說。

最後，他選中了共和黨人、杜魯門時期的空軍部副部長和艾森豪威爾時期的原子能委員會主席約翰·麥康。這是肯尼迪提出的人選在白宮內部引起長期爭論的少數幾次之一。麥康被人大肆誇獎，說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