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了出來。

此時此刻中國人的心態是十分矛盾和複雜的，傳統文化被說得一無是處，照搬西方文化又屢屢“水土不服”……民族的心靈彷彿瞬間從博大精深變得空虛落寞了。

套用*·韋伯的話來說，向西方學習只是一種“工具理性”而非“價值理性”。

4叩問歷史，遠的我們或許記不住了，就說百年間的事吧。20世紀100年的總成績單上，我們看到，大國的復興，在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事，但中國做到了。

1918年是近代中國一個最好的風向標，是年底，中國一個半官方的考察團訪問歐洲，代表團團長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啟超，團員都是中國年輕的一代知識精英：蔣百里、張君勱、丁文江等。

考察團此舉有雙重目的，其一參加巴黎和會，其二是拜訪當時歐洲的一流知識分子。西方思想已大量湧入中國，他們迫切想從對方身上獲得更直接的指教。

此刻歐洲的景象，比中國代表團在和談中受到的挫敗感更令梁啟超觸景生情：他們參觀了曼徹斯特的工廠，巴黎的巴士底獄，拜訪了伊奧肯、伯格森的哲學家，在阿爾卑斯山等待日出……歐洲給予他“一片沉憂悽斷之色”之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摧毀效應，比他想象的更嚴重。“誰又敢說那老英老法老德這些闊佬，也一個個像我們一半叫起窮來。靠著重利借債過日子？”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裡如是寫道：“誰又敢說那如火如荼的歐洲各國，他那曾很舒服過活的人民，竟會有一日要煤沒煤，要米沒米，家家戶戶開門七件事都要皺起眉來……”這頹敗景象甚至動搖了梁啟超一直以來的信念。他從內心深處發出“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其稟賦原來是很雄厚的”感嘆。自從1895年公車上書之後，西方，尤其是英、德、法為代表的歐洲，一直是梁啟超那一代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偶像——歐洲象徵著科學、進步、理性，古老的中國應向她們學習。所以，直到1903年前往美國訪問時，梁啟超仍堅信，中國離西方世界的距離太大了，仍有漫長的路要走。但此時，梁啟超開始覺得西方走得太過了。它不是他眼中的共和 制、物質昌盛、科學進步的希望，而是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貪婪與野心，他感慨地說“誰又敢說戰前我們素來認為天經地義盡善盡美的代議政治，今日竟會從牆腳上動搖起來”，“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直到70年後的今天，“70後代表學者”許知遠幫我們作出瞭如下的解讀——人們記住了梁啟超情緒激動的“科學破產”，從來沒有注意到他後來的冷靜補充：“讀者切勿誤會因此菲薄科學。我絕不承認科學破產，不過也不承認科學萬能。”人們僅僅記住了梁漱溟的“東方注重精神、西方注重物質”，“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的片面論斷，而不知他想表達的是對過分功利主義的警覺。同樣的，丁文江、胡適對科學精神的捍衛，也經常被誤解為仍然相信“科學的萬能”。　。。

序言　我們高興，我們在路上（3）

一些西方人的悲觀論調也確認了他的疑惑。一位美國記者塞蒙氏對他說，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他回美國就關起門來，等著中國文明輸入進而拯救他們。

我們來進一步看看這位“中國70後”是怎樣順著歷史的邏輯，來深刻解讀近百年前那段經典的歷史的——46歲的梁啟超用了大半生時間，試圖向西方尋求中國重生之路，西方既令他充滿希望，又讓他沮喪。但此刻，歐洲的潰敗似乎給他某種少見的信心，他準備要重估被他猛烈批判的中國文化遺產。這種信心還轉化成自我陶醉，他對中國發出了這樣的呼喊：“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地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當時的中國國內，很多人分享了他類似的情緒。比他更年長，曾經是亞當·斯密、赫伯特·斯賓塞的熱烈翻譯者的嚴復，在1918年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這種情緒最終在1923年演化成一場“東方與西方”、“科學與玄學”的論戰。如今看來，這場激情洋溢、人數眾多的論戰，混亂而經常錯過重點，雙方的論述經常被對方簡化。

這場論戰，也顯示了日後中國很多爭論的特徵——它是高度一元思維的，結論總是非此即彼。科學獲勝了，但是勝利中又充滿了苦澀。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仔細凝視那段歷史的話，就會深切地感受到，那是個內心焦灼的年代。因為中國在軍事、經濟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