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贊成票。另方面，英國政府則宣稱，“畢業生大會甚至不能代表蘇丹知識階層的多數，而且最近幾年來。。已經處於一個只代表極小一部分蘇丹人民的極端分子集團的控制之下”；都市的選舉不是決定性的，因為“聯合黨在喀土穆是少數，唯有在烏姆杖爾曼一個地方是多數”；這就使英國政府相信：“那些贊成同埃及聯合的蘇丹人不會超過全國總人口約五分之一的樣子”。但是，不能從而得出結論說，其餘的五分之四人口在表達他們的希望時就人同此心了，那些目不識丁的鄉下人和部族成員，除非受到了外來的影響，多數將落入“民意”測驗的專業人員所熟悉的“情況不明”的那一類。

第六節　插曲：巴勒斯坦戰爭及其後果，1948—1949年

在安全理事會結束其在埃及對英國的控訴問題上無結果的辯論之前，聯合國巴勒斯但問題特別委員會在1947年9月1日就已經公佈了關於在該地區建立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國家進行分治的建議。在聯合國全體大會對這項建議曠日持久的辯論過程中，埃及參議員、前埃及駐華盛頓公使阿明·優素福一一個自稱為“曾經誠心誠意為埃及和英國之間的密切諒解緩常成功地工作過”的人——給《泰晤士報》寫了一封信，信中敦促英國政府“規定一個巴勒斯坦政策的總輪廓，說服阿拉伯人使其相信英國仍是他們的朋友”；要求英國軍隊“立即”從運河區撤出；並提醒英國政府“要懂得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蘇丹人是贊成埃及和蘇丹聯合的”。

一直有種傳說——特別是從1952年7月法魯克國王被廢黜以來，盛傳國王不顧努克拉希所領導的政府和埃及軍隊的種種顧慮，強迫埃及投入了對以色列的戰爭。一旦投入這場戰爭，合乎邏輯地，埃及就應當一心一意地進行這場戰爭，就應當同英國政府達成那怕是暫時的和解，而英國政府為了取得阿拉伯交戰國的諒解，甚至不惜讓英美關係變得緊張起來。然而，由於同英國談判的破裂，埃及就一直利用阿拉伯聯盟作為它反英政策工具（埃及對阿拉伯聯盟施加影響，一是透過其秘書長埃及人阿卜德·拉赫曼·阿扎姆，二是仗著它為聯盟書記處提供百為之四十二的基金）。猶太復國主義者爭取獨立一事在阿拉伯城市中所激起的戰爭狂熱，使歧視情緒從反對猶太人波及到也反對其他外國人，並且不大加以區別。薩德黨人和自由黨人所組成的努克拉希聯合政府，軟弱無能，怕冒觸犯民族主義者感情的風險，不敢對英國作出任何明顯的緩和姿態。我們看到：

1948年5月英埃委員會所達成的關於蘇丹問題的協議草案，已被埃及參議院否決，而巴勒斯坦第一次停戰協定實施後，英國對阿拉伯國家的軍火供應也已停止，所以埃及同英國和解的好處也就不大了。埃及和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之間的傾軋過去一直聽任其發展下去、嚴重地干擾了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所進行的戰爭。這不但是由於阿卜杜拉想建立上個大敘利亞國家的野心，而且也是由於埃及為了反對英國的盟友阿卜杜拉，所以就對英國的死對頭——耶路撒冷的穆夫提有所偏袒。

當勝利的以色列人跨進了埃及疆界而英國政府終於採取了行動以制止其進攻的時候，埃及政府（一星期前努克拉希首相為極端分子所謀殺，由於這個政治事件，政府已經陷於混亂之中，這也是真的）寧肯同以色列人談判停戰，也不肯援引英一埃條約要求運河區英國駐軍的支援。因為停戰可以說是被阿拉伯盟國拋棄的埃及所採取的自由行動，而英國駐車和條約卻是埃及還沒有取得完全獨立的可憎的象徵。然而，對以戰爭的結束，使埃及政府能夠現實地處理某些實際問題。公共工程部在埃及和英國科學家的合作下完成了全部尼羅河盆地的測量工作，並於1948年公佈了它的報告。

在關於下一步灌溉工程的建議中間，佔首位的是在烏干達瀑布（這裡往南幾英里就是尼羅河的發源地維多利亞湖）建立水壩和水力發電站。1949年5月宣佈的埃及和英國政府的協議，估計開始時期工程的費用是分別由埃及出四百五十萬英鎊和烏干達出七百五十萬英鎊。這個設想不過是設想不過是更大的計劃的一個部分，而該計劃的完成則估計需要二十五年。按照該計劃，維多利亞湖和阿伯特瑚都要變成水庫，並且還要繞過水庫修建一條橫穿蘇丹南部蘇德沼澤地帶的運河，以便使流入尼羅河下游的水量不僅在旱季雨季而且在豐年和歉年都能長期保持平衡。

這個時期另一個成就是1949年3月7日埃及政府和蘇伊士運河公司所締結的一項新協定。埃及總督伊斯梅爾，由於面臨破產，不得不把他的百分之四十四的股票於1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