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出售給英國政府，而破產了的埃及政府，把拖了下來。當1951年7月整個問題又回到財政委員會財，原材料的世界價格上漲，使這項士程的費用從最初估計的一千零五十萬埃鎊提高到二千四百六十萬埃鎊；事實上工程完成得很少。它每年的運河公司純利的百分之十五所有權，於1880年也轉讓給法另地產信貸銀行，這時候，埃及原來在運河上的財政利益已經沒有什麼了。但是根據1937年8月締結的一項協定，運河公司讓埃及在其董事會的三十二位成員中擁有兩個席位，給埃及每年三十萬埃鎊的運河使用費，以及在運河區接納埃及人就業——其比例到1958年的時候應達到百分之三十三。1947年7月的埃及公司法，要求設在埃及的公司以及外國公司在埃及的支店或代理機構，在三年內必須把它們百分之四十的董事名額分配給埃及人，而其僱傭的辦事人員和技術人員必須有百分之七十是埃及人，其僱擁的勞工也必須有百分之九十是埃及人。

運河公司則爭辯說，由於其國際責任，該公司法不應適有於運河公司。但是，埃及政府堅持其論點。公司不得不考慮到二十年後，即到1968年的時候，運河租賃期滿，就要由埃及收回。運河公司因而就同意了下述辦法：在董事會中現有的兩上法國的出缺席位轉到埃及名下，埃及還將拿到下一個英國的出缺席位和今後十五年中再出缺的兩個席位，總共佔到七個席位；埃及每年所得的運河使用費摺合為每年毛利的百分之七，其數額不少於三十五萬埃鎊；公司僱傭的埃及人的人數比例應逐漸增加，以不妨害運河上作的有效進行為度；在運河的一個新支流上所僱傭的勞動力的百分之九十五應是埃及人；埃及將從三百噸以下船隻免費通行的特權中得到好處。批准這個協定偽法案在參議院遭到反對黨華夫脫黨人的攻擊，但它還是以六十一票對四十票透過了。

但是，英埃關於保衛埃及這個基本問題卻不是那麼容易就解決了。埃及政府從其武裝力量被以色列打敗中吸取的教訓是；軍費應大大增加，為數將達到下年度一億九千三百萬英鎊總預算中的五千二百萬英鎊。眾議院議長（一個知名的薩德黨人，因此可以設想是代表政府意見的）宣稱，埃及軍隊證明他們能夠彌樸英國軍隊撇離埃及後留下的任何真空狀態。“由於埃及的提議“，1949年3月訪問埃及的大英帝國總參謀長（陸軍元帥威廉·斯利姆爵士）和其後也訪問了埃及的威廉·斯特朗爵士（外交事務常務次官）都重申了英國主張締結聯防公約的論點。在1949年夏秋兩季的專門性討論中，英國為埃及擬訂了一項防空計劃，在戰爭爆發時英國為埃及提供二十個空軍中隊的力量，以及相應的機場和通訊裝備、雷達、一個空中監視團的兵力、高射炮和民間防空設施等。雖然英國設想這個計劃應當放在英埃聯合的基礎之上，但是埃及政府”對其要承擔義務一節卻撰乏足夠的支援”。在專門性的討論中，埃及政府的發言人堅持其論點，說現在駐在埃及的五個英國戰鬥機中隊在目前和平時期應撤到塞普勒斯、馬耳他、昔蘭尼加、約旦、伊拉克的英國基地上去，並應由英國裝備埃及的空軍來代替這部分力量。根據憲法，埃及有必要在1950年1月或1月之前舉行普選，所以英國可能希望這次選舉會產生（用貝文在1947年的話）“一個更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埃及政府”；同這樣一個政府打交道就可以使談判“避免成為埃及黨爭的物件”，不會象華未脫黨是在野黨時經常出現的情況那樣。這次普選的結果是華夫賊黨重新執政，這使英埃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其坎坷不平的經歷將在1951年的《國際事務概覽》中加以討論。

第三章　英國—伊拉克關係

1941年10月，在伊拉克短命的反英起義失敗四個月以後，努裡·賽義德。伊拉克政治家中間對英伊聯盟最熱烈的支持者，接任首相。直到1944年6月初他表面上由於健康的原因辭職前，他一直保持著首相這個職位而未中斷過（雖然內閣成員有過幾次更動）。在這個對伊拉克說來算是特別長的任職期間（這個國家的政治生涯，特別從1933年起，是變化多端的），他曾與英國大使基納漢·康沃利斯爵士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這個人作為英國在伊拉克的顧問已有長期的經驗。主要的幾個問題是：維持重要的補給；試圖在戰時困難中將通貨膨脹控制在過得去的限度內；以及關於伊拉克北部庫爾德人當中的部族暴動問題。當時由於伊拉克和英國的安全機關的通力合作、時時警惕的新聞檢查以及英國地面武裝部隊從1941年起即駐紮在那裡，城鎮中的政治狂熱被控制在謹慎的限度以內。繼承努裡的新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