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階段就象工業革命前夕的歐洲，只是它沒有歐洲那樣的大地主貴族階級，而只有大量的小地主，這些小地主下面有一個人數眾多的半自耕農階級，再下面還有一個由純粹的佃戶組成的“貧農”階級。在這個國家中相對說來比較小的肥沃的地區，人口的壓力不斷增長，這就使農田的地價高昂，相應地使貨幣地租或實物地租也很高昂。但是習慣力量和可能出現的反抗，對抑制強徵的苛捐雜稅起了作用。確實，在毗鄰大城市的地區，並不是由於鄉村的習慣，而是由於商業主義的影響，促使地主住在城裡，同時在鄉村榨取高額地租。這種社會現象並不是中國所獨有的。

帝國及其舊的文官機構的垮臺，瓦解了傳統的統一局面，開始了一個政治混亂的時期。建立西方式議會政治的嘗試證明是無效的，因為這種嘗試與中國的經驗和傳統格格不入。辛亥革命以後的一段時期內，最重要的現象是軍人的勢力壓倒文官的勢力，這從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張宗昌等督軍的崛起就可以看出了。他們的軍隊是一群衣衫襤褸的烏合之眾，裝備很差，食物不足，很少發餉，打仗（如果他們打的話）只是為了搶劫，就象他們的主子一樣。

國民黨在孫中山教導的鼓舞下，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按照共產黨的式樣改組以後，便著手鏟除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