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一樣。

國民黨在孫中山教導的鼓舞下，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按照共產黨的式樣改組以後，便著手鏟除軍閥主義，但在這方面僅僅獲得了部分成功。一部分舊軍閥被打倒了，而另一部分軍閥，國民黨同他們達成了協議。但是國民黨將領本身，無論原來就是國民黨員還是後來出於利己的動機新加入國民黨的，仍然保留著先前那些督軍的許多特徵。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自然依靠那些他多少信得過其忠誠的人，特別是依靠他親手建立的黃埔軍校的畢業生，即使這些人的能力並不總是第一流的。

因此，蔣的權威並不是絕對的，即使對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軍隊也沒有絕對的權威，至於對各省的地方軍，特別是對邊遠的省份例如四川、雲南或廣西等地方的軍隊，他的權威就更不那麼有效了。在這些地方軍中他不得不小心行事；儘管他一直軟硬兼施，試圖加強對他們的控制，並取得了相當成效，但這個過程到1937年還遠沒有完成。

對文職人員的控制情況，也是如此。雖然國民黨在組織性和工作效率方面大大優於它以前的歷屆中國政權，但也僅僅是表面上的團結一致，實際上還是分裂為各種派別和集團的。儘管蔣握有軍權並與“宋氏家族”有姻親關係，他還是不得不在這些派系之間運用手腕搞平衡。此外，在現代行政管理制度方面，特別是財政制度方面，還只是初具規模。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靠外國人管理的海關收入和產鹽區的稅收。

在1937年戰爭風暴降臨時，中國政府就是這樣既初具規模又有分裂傾向的狀況。

戰爭和撤退不可避免地加深了這個政府的缺陷，並導致行政管理上的退步。政府被迫退到廣闊、肥沃然而歷來是與外界隔絕的四川省避難，當地居民對大批擁入的“下江”人是不怎麼熱情的。倖存的與外界聯絡的最好的一條交通線要透過更加遙遠落後的雲南省，這一地理條件使得雲南省主席龍雲的態度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事實上，龍雲確實仍然是忠於蔣介石的，不過他的忠誠在很大程度上有他自己的條件。

現在，政府已失去了來自間接稅的大部分收入，而以新的辦法來籌集公共收入的能力又受到行政管理方面種種缺陷的限制。在自由中國被分割的各個“戰區”裡，由地方長官自行招募軍隊、自行籌描繪養和發餉的這種由來已久的中國習慣，這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根深蒂固了。這些地方長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文武職能集於一身的，因此他們就成為半獨立的了。他們的直屬部下效法他們的榜樣，無孔不入地損害可憐的招募來計程車兵的利益以中飽私囊。由此產生了大量的弊病，這些弊病使西方觀察家感到震驚和可怖，但蔣和他的許多同僚卻對此熟視無睹或漠不關心，因為在他們的經歷中，這些都早已司空見慣。即使蔣本人另有看法，他也不能根絕這種罪惡，因為這樣做會使他的追隨者迅速背棄他而投奔汪精衛和南京的“正統”

國民黨，但這將是有利於日本人的。

戰爭的歲月對老百姓產生了嚴重影響，特別是薪給階層——城鎮的中下級公教人員。政府不得不主要是依靠發行紙幣來應付開支，隨之而來的通常是物價的扶搖直上。他們試圖用控制物價和對大米及其他必需品進行補貼的辦法來減輕物價上漲所產生的困難，但在這一點上，他們又碰到了囤積居奇和投機倒把的活動，而這種活動，是很難以偶爾採用的審判和判處死刑的辦法來制止的，因為他們發現，對那些最有勢力的違法分子，還是讓他們逍遙法外為妙。同時，政府又與那些彼戰爭狀態所加強的舊勢力和習慣產生了衝突。當然，如果認為這僅僅是內地省份的地主和商人階級的過鍺，或者在這些事情上把“舊勢力”分子同東部沿海地區受過西方教育或西方影響的人截然區別開來，這都是錯誤的。

在這種情況下，厭戰情緒和渴望結束這場長期戰爭的想法，當然就很自然地傳遍了自由中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曾產生過速勝的希望，然而這種希望很快就為失望的痛苦所代替。日本對東南亞的征服使得中國的地位比以前更加孤立，更加危險，因為除了從印度越過險惡的“駝峰”和中印之間的叢林地帶的空中運輸線以外，中國和西方的一切聯絡都被切斷了。而且日本人屢戰屢勝的情景嚴重地動搖了西方列強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威信。華盛頓政府和倫敦政府公開地優先考慮歐猻戰線和中東戰線的問題，又進一步加深了中國人的失望和痛苦。即使中國還沒有完全喪失最後打敗日本及其軸心國夥伴的信心，但隨著國內情況的日益惡化，這遙遙無期的、年復一年地等待著的最終結局的前景，對重慶說來自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