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沮喪的。

中國人批評美英兩國對自由中國的苦難顯然不重視，不關心，然而得到的反應卻是對中國國民黨政權的缺點越來越公開的指責。在對外宣傳上，這個政權把自己描繪成為一個統一的、民主的和一心一德的政府，它正在成功地、深入地實行一種長期的防禦戰略，從而正在箝制和削弱日本侵略者。它喜歡把小接觸誇大成戰役，把它所取得的一些成功誇大為巨大的勝利。當然，這樣裝潢門面並不是什麼大錯。重慶政府需要得到幫助，因此他們就裝出自己是完全值得幫助的樣子，裝出有能力運用這種幫助的樣子。但是，當被說成是第二流的、效能差的、已經消耗了一半精力的日本人猛烈地打擊美國和英國並使它們遭到失敗和恥辱的時候，在美英兩國產生了一種傾向：它們想為其慘敗找藉口而抱怨說它們上了中國人低估日本的戰爭潛力和戰爭能力的當。它們宣稱，中國戰場簡直是日本軍隊的練兵場，是日本軍國主義者藉以積聚與西方抗爭的實力的地方。西方盟國以前曾經對國民黨中國有過一種理想化的看法，但現在則反過來對國民黨有另一種看法，傾向於忘記：國民黨軍隊在1937—1938年期間總的說來確實打得漂亮，打得勇敢，並且與戰爭開始時大多數外國觀察家的預料相反，日本未能使中國屈服。現在，國民黨中國在西方人眼裡的形象是漆黑一團，恰似以前的形象是雪白無瑕那樣；然而，正同那個舊的形象一樣，這個新的形象同樣是遠遠不符合實際的。

這一切都促使中國共產黨人獲得了好處。1937年秋，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達成了一項臨時協議。共產黨人同意放棄反對國民黨的武裝鬥爭，暫停強行沒收地主的土地，把自已的武裝力量置於國民政府控制之下。

國民黨接受了這一讓步。作為交換，國民黨承認共產黨的八路軍為抗日部隊之一。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任命一名共產黨代表，並准許共產黨報紙《新華日報》先後在漢口和重慶出版。在1937—1938年期間，雙方相當協調地進行了合作，共產黨軍隊在協助抗擊日軍對山西省的進犯中作出了有價值的貢獻。

但是國共諒解從一開始就是一種暫時的權宜之計，雙方領導人在這一點上都不抱什麼幻想。共產黨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和劉少奇從未正式放棄共產主義，或宣佈不受莫斯科控制，或宣稱他們僅僅是土地改革者。

相反，他們宣稱自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的最終目標是在中國建立一個與蘇聯有密切關係的共產黨國家。他們確實說過：整個共產主義綱領在中國只能分階段實現，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有一個與中國其他黨派及階級暫時合作的時期。這只是眼前的策略問題，至於目標，不論多麼遙遠，是始終如一的。所以共產黨的行動是以心目中的這一目標為指導的。

日本軍隊在中國沿著公路和鐵路交通幹線推進的時候，丟下了大片地區；他們希望由他們扶植起來的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來接管和統治這些地區。然而從戰爭初期起，對日軍及偽軍的抵抗運動就在日本人基本上置於不顧的那些地區發展起來了。

這些抵抗運動或遊擊運動並非都是共產黨鼓動和組織的；其中許多是效忠於國民政府的，有些是中國軍隊的戰地司令官——特別是桂系將領李宗仁——組織的。但是，從一開始，共產黨人就在這些運動的發展中佔有重要地位；在華北，由於相對地靠近他們的力量中心（以延安為首府的陝甘寧邊區），因而他們更處於有利的地位。

此外，他們的工作效率和組織性比他們的大多數競爭對手都好；而且，在他們所建立或接管的游擊區域，他們在人數上雖然不過佔少數，但他們是團結一致的、政治上態度鮮明的、能左右局勢的少數，必要時他們可以得到其核心，即經驗豐富的戰鬥部隊的支援。共產黨在擴大自己的控制區的過程中，確實是同日本人打的——他們對日本遠征軍進行自衛反擊，孤立或拔除外圍的日軍及偽軍的據點。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同樣很活躍：他們試圖向非共產黨的中國遊擊組織進行滲透，並在需要時用武力予以征服，即使這些非共產黨遊擊組織象他們自己一樣是真正抗日的。

這樣，在中國淪陷區內地，形成了以共產黨為一方、日軍和偽軍為另一方、效忠重慶而不是效忠延安的遊擊分子為又一方的三角之爭；在這場爭鬥中，親重慶的抗日隊伍常常受到兩面夾擊——一面受到日軍的進攻，另一面受到共產黨的進攻。在1938—1941年期間，這種形勢造成了國民黨和共產黨部隊之間一系列的摩擦，終於在1941年1　月發展到了中央政府軍隊和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