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軍基地，可以從這些基地出發襲擊日本的船隻。但是，僅此而已。因此，中國不象蘇聯或英國那樣，它從來沒有獲得過振奮人心的勝利，能在戰爭後期彌補戰爭初期的失敗和損失。事實上，1944年，當其他同盟國捷報頻傳時，中國卻比它在八年奮戰中的任何時候更瀕於崩潰。現在，日本軍隊在中國領土上肆意橫行；迄今未遭蹂躪的省市，現在也遭到了侵犯和破壞。

這種不幸的局勢降低了中國人計程車氣，加劇了折磨這個國家的種種弊端。國民黨中國的自由職業者、低階官員和廣大士兵陷於赤貧和事實上的飢餓。這些人的苦難使那些發戰爭財的人（囤積居奇者、投機倒把者、貪汙腐敗的文武官員）的財富和顯赫以及政府在對付這些邪惡方面的無能顯得更加突出了。這一切都有利於共產黨人。他們無疑是比較廉潔，比較有效能的；他們不需要供養大量的城市人口，因此他們的問題相對他說來比較簡單，比較好辦；特別是在1944—1945年間，華北日軍在數量上大大減少以後，他們使得以在那裡擴充套件地盤。但是比共產黨地盤的擴大和武裝力量的增長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知識界中的如下信念日益增長：他們認為中國在經濟和社會方面的種種弊端，只有透過共產黨的勝利才能根治。這可能意味著以暴君代替昏君，但是在國民黨黑暗統治下的那些厭倦而憤怒的受害者，現在已無心考慮這一點了。

在這些嚴重的、日益增長的困難面前鼓起中國人計程車氣這個任務，主要是落在美國的肩上了。達到這一目的的一個可取的手段，是正式廢除中國很早以來一直反對的令人厭惡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因此，美國於1942年10月9　日向中國提議簽署一項放棄美國的治外法權的條約。英國政府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結果，於1943年1月11日簽訂了中美條約和中英條約，結束了這兩個強國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和城市裡的租界權。這兩個主要的貿易強國所採取的這個行動，加上大多數其他“條約國”

先前已經放棄了治外法權這一事實，使得戰後的中國肯定能夠完全從政治上的奴役狀態中解放出來。

此外，應總統的要求，現在美國國會透過了一項法案，這項法案廢除了早先拒絕中國人移居美國的國會法案，從此中國人將被列入每年的移民限額之內，而且透過這條途徑進入美國的中國國民有資格加入美國籍。羅斯福總統把他在1943年12月17日簽署的這項法案稱為“這是我們不僅視中國為進行戰爭中的夥伴，而且將視中國為和平時期的夥伴的又一明證”。l943年12月1　日的開羅宣言向中國保證，自1894年以來中國喪失於日本的全部領土將歸還中國。羅斯福和赫爾雖然不是不意識到中國現存的弱點，但是他們對中國在戰後世界上可能起的作用懷著樂觀的期望。而丘吉爾和斯大林的估計卻不是如此樂觀的。丘吉爾說，還在太平洋戰爭初期他在華盛頓的時候，他就“發現中國在美國人心目中，甚至在最上層的美國人心目中佔有極不相稱的重要地164　位”。他對羅斯福說：“當然，我願意永遠幫助中國人並對他們以禮相待；作為一個民族，我欽佩他們，喜歡他們，也同情他們一直遭受的政治腐敗。但是決不能指望我接受一個我認為是完全不真實的價值標準。”斯大林在莫斯科以及在德黑蘭會議上，也同樣對中國在戰時和戰後的貢獻表示懷疑。

但是什麼力量也改變不了羅斯福和赫爾為中國爭得一個大國地位的決心，這樣，中國將與蘇聯、美國和英聯邦並列為大國，並設想在推翻“三國聯盟”後作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上面已經提到，赫爾如何不顧英國和俄國的懷疑而堅持中國應成為1943年10月30日在莫斯科發表的“普遍安全宣言”的簽字國。結果，中國參加了1944年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而且是1945年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會議發起國之一。另外，聯合國憲章給予中國在安理會一個常任理事國席位——這一規定成了以後許多麻煩的一個根源。所有這一切都使中國人躊躇滿志，但是在另一方面，對中國來說也是不幸的，而且大大破壞了中美關係。因為，中國根本沒有能力履行由於它所處的如此崇高地位而應盡的責任。在美國人所希望的中國與實際的中國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差距，因而在華盛頓產生了對中國很不耐煩和惱怒的情緒。

這種情緒表現在美國專橫地指點中國要按照美國人的辦法來整頓內部事務。中國人對此當然心懷不滿，因為在當時的世界各國中，中國畢竟不是唯一的呈現出政治分裂、武官爭吵和大發戰爭財等可悲景象的一個國家。這種誤解為以後共產黨抨擊“美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