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使它臻於完善。相形之下，西方國家遠遠落在後面，但是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類似的事情也發生了。英美兩國政府作了重要的改革，並在一定程度內表現出富有意義的剋制，從而建立了它們自己的有控制的社會。

因此，我們可以把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看成是為一種新型社會組織接生的兩個助產士。在和平時期的發展中，這方面的先例與雛形很容易找到，而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的兩次世界大戰則大大加速了已經發生的變化。外來的威脅和對勝利的希望，迫使或敦促人們採取控制社會的新措施。當這些新措施產生巨大的成果，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時，人們的思想也改變了。透過或多或少受到合理控制的行政管理機器的運轉，各種社會力量都被成功地調動起來，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努力，這時人們似乎突然可以掌握新的權力與新的財富了。

這次社會革命可以同近代歐洲史上兩大革命（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相比。事實上，它同那兩次是完全一樣的。工業革命是科學應用於工程的結果。人們經過深思熟慮，能驅使自然界的物質力量為自己的目標服務，從而大大增加了他們可以運用的財富與權力。當然，這並非人類初次合理地操縱事物，但確實具有新的規模，並取得驚人的效果。

法國大革命有許多成果，其中之一是把理性運用或試圖運用於政治制度。人們經過思考，認為可以根據自己的願望調整各種政治關係，使它們適合自己的需要和目的。當人類的這種理性用之於事物時，便產生新興工廠的產品，而當這種理性施之於政治時，便可能產生（或許這是幻想吧？）自由、平等、博愛這類產品。

然而，兩者之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工業產品易於得到良好的評價，事實上幾乎得到普遍的讚許，例如比過去便宜的布料、便宜而迅速的運輸等等，都使人們獲得物質上的舒適與便利，這是很少人能否認的。可是政治制度要達到什麼目的，這個問題卻含糊得多，會引起激烈的爭辯，並涉及種種感情和利害關係，這些幾乎是不能用合理的計算和調整來處理的。

對於二十世紀的社會革命來說，這一問題甚至更為尖銳。同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情況一樣，目前也在人類活動的新領域內實行合理的控制與操縱。多少世紀來偶然組成的各種社會與經濟的制度與機構，現在都經過改組與調整，使它們為一個目標服務，即爭取勝利。在戰爭或備戰的壓力下，這個目標可能足夠了。但在軍事至上的國家中，一切社會力量及物質資源都被用來保持儘可能強大的軍事實力，這種國家本身就不太吸引人，即使僅僅由於它在很大程度上壓制或漠視豐富多彩的人類經驗與價值。馬克思主義者和西方民主主義者都聲稱他們的最終目標是要建立福利國家。在這方面，人們只做過部分的試驗，而且不能迴避要達到什麼具體目標這個問題，即在不同的社會集團、階級、民族與種族之間時常相互矛盾的福利中，究竟為誰謀福利？而且是什麼樣的福利？

無論軍事國家或福利國家都建立在一個原則上，即有計劃地運用人力物力來達到一致同意的目標。這兩種國家發展到極端必然會在國內形成兩個集團：受役使的人和看管和使用這類人的管理者。在這種情況下，在管理人員之間就達到什麼目標的問題取得一致意見就成為一個政治問題。這就可能需要獨裁。事實上，到1952年時，俄國的社會已經接近這一極端了。

任何珍視個性的人必然會認識到這種演變的後果而感到害怕。幸而透過推理而假定的極端，即使曾經出現過，也極少在實踐中成為現實。我們可以有信心地期望：不管上述社會革命有任何進一步的發展，古老的、不合理但具有奇特魅力的舊時代的殘餘將繼續存在。恐懼和疑慮不大可能使已經建立的事物化為烏有。人們已經知道能夠做到的事情，他們希望至少得到有意識的社會管理所產生的某些成果。只要世界上繼續存在對抗的主權國家，對敵人的恐懼始終會鞭策落後者，使他們在有計劃的協調與合作方面作出新的努力，以求獲得更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永遠虛幻的“安全”。

這裡值得著重指出，大戰期間在有意識地操縱社會行動方面獲得了多麼大的成就。即使所用的合理計算方式是臨時的、粗糙的和現成的，例如在英美採用的那些方式，它們也相當突然地使過去不可能達到的生產指標、不可能進行的後勤工作與軍事行動都變得可能了。由於消除了財政和其他方面的障礙，勞動力、機器和人的創造性都能充分發揮作用，從而打破了歷來對人類活動的限制。

這些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