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事務的態度中這個理想主義的特色，產生了相當實際的效果。例如，我們難以相信，如果美國人民不是為了實現一個更美好的世界的理想，他們竟會支援在朝鮮的一場戰爭，儘管從羅斯福逝世以後，這種理想已大為改變，比以前冷漠多了。

在一種多國保持均勢的局面下，自以為正直並感到義憤的心情現在或許已不是制定國家政策的完全可靠的指南。實際上，這種心情基本上會破壞這種局面，因為它們總是促使人們設法樹立某種最高權威，有權來宣佈什麼是正確的，並予以實行。而在聯合國成立以後，正是這種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假如由此產生的後果，是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美國將用自己的實力改變多國主權平等的制度，並且最終把它推翻，那末羅斯福及其前輩威爾遜將負很大的責任。

有識之士曾經說過，神話同事實一樣，推動著人類並影響著歷史向前發展。戰時人們曾希望，一旦獲得勝利後，便將出現全球的和平與繁榮，這肯定是一篇神話，無視歷史和俄國同西方國家之間政治關係的現實。然而，如果神話是扣人心絃、符合人們心靈深處的願望的，象這一篇這樣，如果它最終能在人們心中喚起新的忠誠之感，象這一篇可能會喚起的那樣，那末它們便能超越事實，排除失望的情緒，從而創立偉大的制度，在人類的事務中促成革命。當然，這種制度或革命的形式不一定完全合乎最初的意圖或預見，也離不開自私、野心、憎恨和恐懼等其他的動機。

要說羅斯福寫入大同盟歷史中的這篇神話，最後是否能同促進人類演變的巨大推動力如基督教或馬克思主義這些神話媲美，這在1952年也為時過早，但如果把它一筆抹殺而稱之為愚蠢的幻想，那就會誤解人們的心意，並對一種最有力的政治領導方式作出錯誤的判斷。

甚至在1952年，人們就大可以這樣說。那就是，自從布林什維克革命以來，俄國國家權力在國內外的擴大與鞏固，是從馬克思主義中汲取力量和得到理論根據的。同樣，美國權力的擴大與鞏固，似乎是從這些同威爾遜和羅斯福的姓名聯在一起的神話中得到了思想上的（或者可以說是文字上的）根據的。如果人們相信和平、正義、自由與富饒是可以實現的，那麼它們就成為值得爭取的強有力的積極目標，而這些目標是一項積極進取的外交政策的支柱，並促使人們在單靠民族利己主義決不敢冒險的地方大膽行動。

在使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大同盟保持團結的一切因素中，官方宣佈的戰爭目標看來是最脆弱的。當戰爭尚未結束時，羅斯福本人為了波蘭和滿洲問題在同斯大林交涉中，就在很大程度上背棄了自己的原則。他為了保持各大盟國之間的合作而作出了這些讓步，但在摧毀共同的敵人之後，這種合作還是沒有持續下去。儘管如此，從長遠來看，領導大同盟的政治家們向全世界宣告和宣佈的理想，到頭來可能成為他們所有的行動中最富有意義的部分。

二十世紀人類信念中最大的變化之一，是逐漸產生了這樣一種信念：那就是社會與經濟關係至少有可能加以合理的控制和有意識的安排。羅斯福對於透過發揮人的意志力可能創造一個美好世界的信心，就反映了這種信念。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幻想也是基於這一信念。超國家的行政機構的成長僅僅是一個例子，說明人們處心積慮地想透過切實的努力來管理人類的事務。同樣，新興的超級大國之所以能崛起，是因為散佈在地球上廣大地區內千百萬人的社會力量得到成功的協調，這是透過政府的官僚機構而實現的，它企圖運用人力物力來建立軍事力量，或許還想達到其他種種目的。因此，由戰時大同盟（及其敵人）所促成的一切持久的變革，可以看作人類思想與行動大變化的各個方面，這個大變化可以稱為二十世紀的社會革命。

這種認為人類可以有意識地控制和操縱他們的社會關係與經濟關係的信念，具有深遠的思想淵源，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圖。但直到二十世紀，這個信念才越出思想界紮根成長，不再是不切實際的白日夢，而是國內和國際政治活動的基礎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標誌著，有意識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社會與經濟的傳統格局。那次大戰以後，布林什維克便著手使社會與經濟計劃成為俄國的常規。經過幾次冒失的開端後，這個新制度直到1928年才真正發揮作用。不久，從1933年起，希特勒在德國創立了基本上類似的制度。斯大林和希特勒的這種做法，都是根據1914年至1918年的戰爭動員期間兩國在控制社會方面所取得的經驗。後來，他們為新的戰爭作準備時，又擴大了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