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與恐懼，都是壓在歐洲背上的負擔，阻礙了上述那種革新。從技術上講，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從社會與政治上說，或許不可能進行改革。歐洲人作為個人，作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這些因素同傳統的勢力、感情以及復舊情緒將會有一場艱苦的鬥爭，而這種鬥爭決不能擺脫在歐洲邊緣已站住了腳的超級大國的操縱和擺佈。看來俄美之間爭奪歐洲資源的鬥爭，不可能有助於歐洲改組的事業。

如果說大同盟的第一個副產品是創立或擴大了一個國際行政機構，第二個副產品是擴大了政治力量對比，那末還有第三個變化，它儘管遠不及上述兩項那麼明確，但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可能證明遠為重要。那就是公眾對國際事務的態度有所改變，特別是在美國。其他國家，尤其是英國和英聯邦的其他成員國，也有這種變化，但因為戰後世界上只有美國有力量根據新的信念採取行動，並且一般說來，上述變化在美國比在其他地方更為顯著，所以看來最好把這篇論述的範圍僅僅限於美國的動態。

簡括地說，羅斯福講了一篇神話，並且要許多（即使不是大多數）美國人相信。這是一篇樂觀的神話。羅斯福反覆地講，並且顯然完全相信，一旦獲得勝利，把法西斯侵略勢力踐踏在腳下後，就能開闢一個國際和平、繁榮、自由與正義的新紀元，如果懷著善良願望的人為這一目標英勇奮鬥，這個新紀元一定會來臨。

這種憧憬黃金時代的美夢在美國有著深遠的歷史根源。從合眾國創立的時候起，美國人就既抱著強烈的傳道精神，要使蠻荒之地變為文明之邦，又堅信美國在道義上比舊世界優越。就國際事務而言，美國人可以並且確實滿意地指出：新舊世界相形之下，新世界比較安定，各國都具有睦鄰的精神，而舊世界則戰禍連結，互相仇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的外交活動限於很狹隘的地區。美國的積極進取的政策幾乎侷限於拉丁美洲，它在那裡輕易地享有極大的權勢，在一定程度內還掌握著霸權。它不必害怕北方的加拿大爭權奪利，而且東西兩邊都是浩瀚的海洋，因此，歐洲外交中十分突出的問題，即軍事安全與政治力量平衡的問題，幾乎並不影響美國的外交活動。

美國人歷來認為自己在道義上勝過歐洲人，但面對著歐洲人老奸巨猾的外交手腕，又有一種自卑感，覺得自己無法對付。這種複雜的態度可以同班揚筆下的克里斯琴在名利場中遭到欺詐時的感受相比擬。同克里斯琴一樣，美國政治家與人民一般都感到，唯一安全的政策是拒絕同這些不可靠的傢伙打交道，這種感覺是美國孤立主義中的重要因素。

美國起先在1917年，後來在1941年，兩次干預歐洲事務，這只是在表面上違背了這種傳統。其實這是完成美國的使命。至於威爾遜和羅斯福的所作所為，同班揚筆下的主人公的比擬那就更貼切了。因為威爾遜從1917年到1919年，羅斯福從1941年直到逝世，都把美國推上奔向天國的歷程，在他們設想的天國中，和平、正義以及睦鄰精神必然支配著一切。戰爭不再是政治工具，而是神聖的十字軍，勝利彷彿是現代的毗斯迦，世界上疲憊的人民將首先透過戰爭的勝利望見天國。

這種理想主義是一股強大的力量，因為它集中體現了世界各民族的一種幾乎普遍的願望，各種各樣不同情況的人都懷有這樣的願望。威爾遜以及隨後的羅斯福，全都成了先知與導師，能在千百萬人的心中喚起亟需的希望與信心。但在威爾遜執政時期，當美國人民起初的欣喜若狂的心情消失時，他們就轉而反對自己的領袖，不過心裡還覺得有些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葬送了世界的前途。因此，當羅斯福上臺來宣傳同樣的主義時，美國公眾便集合在這面新旗幟下，比以前頭腦清醒，或許也比以前堅定。

大同盟渙散後，當人們感到幻滅的時候，我們也許不禁會認為戰時那些高談闊論是幼稚的。然而這種判斷未免過於輕率。撇開這篇神話在鼓舞盟國的鬥志和打擊敵人計程車氣上所起的直接作用不談，單是羅斯福再三使自己和所有的人都抱有一個更美好的新世界的希望這一點，就有助於改變公眾對國際事務的態度，並在將來可能產生深遠的影響。

這在羅斯福自己的國家裡尤其是如此。從1947年到1952年，國際關係中主要的新特徵是美國所扮演的新角色。在這方面，美國的民族利益當然對外交政策發生影響，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即美國人一般自認為已投入的那種道義上的十字軍討伐——即討伐這次戴著共產主義面具的暴政與侵略的十字軍運動。美國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