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承認的。選舉及時舉行了，匈牙利在11月4日，奧地利則在11月25日。在這兩個國家裡，共產黨僅僅獲得少數選票。接著成立新政府，共產黨人在其中只居於次要地位。

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情況較為棘手。貝爾納斯決定派遣一位特使，一位政治觀點十分“開明”、令人無可懷疑的人到這兩個國家去。結果，他挑選了《路易斯維爾信使日報》的發行人馬克·埃思裡奇擔任這項任務。他的職責是要查明，美國的外交使節是否有所誤解，誇大了這兩個國家中共產黨控制的政府的弊端。他的報告並未發表，但有一點很清楚，總的說來，他同意那些在現場的美國官員的看法。

我們有一定的理由認為，從俄國人那方面來說，倫敦外長會議的失敗使他們感到很沮喪。原先莫洛托夫的策略可能基於這樣一種信念：公開決裂的前景會使貝爾納斯和貝文畏縮而讓步。在早先舉行的那些會議上，當關于波蘭之類的有爭議的問題發生時，美國人總是顯得急於想達成協議，甚至不惜犧牲原則。但在倫敦會議上卻沒有出現這樣的現象，莫洛托夫又拿不出什麼東西來支援他的不妥協態度。因此，斯大林很可能作出這樣的決定：在一定程度內，允許匈牙利和奧地利於1945年11月舉行自由選舉，目的是試圖安撫西方輿論。但是這次試驗的結果不可能使俄國人安心。他們的朋友在選舉中遭到慘敗，波蘭和羅馬尼亞的各個反對黨派相應地都感到歡欣鼓舞。

另一方面，在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共產黨略施高壓手段就獲得了好得多的成果。保加利亞於1945年11月18日舉行選舉，祖國陣線獲得壓倒多數的選票，從而使共產黨對政府的控制得到了新的合法性。1945年11月11日在南斯拉夫舉行的選舉，甚至更顯出一邊倒的情況，從而使鐵托領導的人民陣線確立了壓倒一切競爭者的權力。不久，在11月29日，南斯拉夫宣告成立共和國，新政府廢除了國王彼得的君權。然而，保加利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對俄國具有悠久的友好傳統，保加利亞共產黨一直是比較強大的，鐵托則保有大戰期間的功績作為資本。羅馬尼亞和波蘭並沒有這些特殊的有利條件，而在斯大林對於安全的觀念中，羅馬尼亞和波蘭卻是極為重要的。因此，在預先能保證共產黨穩操勝算之前，不準備在這兩個國家進行選舉。

上述這些事件和姿態並未促進和約的制訂工作，也沒有起到很大作用，使大國關係較為協調。倫敦外長會議結束以後，莫斯科始終保持令人納悶的沉默。到1945年10月底左右，貝爾納斯決定直接同斯大林打交道。由於國務卿的建議，杜魯門寫了一封信給這位蘇聯獨裁者，由哈里曼大使於10月25日面交斯大林。信中詳細談到美國為和約起草程式提出的新計劃中的那些細節，並且也談到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問題。斯大林看完信後有點生氣地說，把日本問題漏掉了。他抱怨說，在麥克阿瑟的司令部裡，俄國代表被看作“一件擺設”，並且聲稱，一般說來，俄國正被當作第二流國家而不象一個盟國。

斯大林的這種反應使貝爾納斯感到驚訝，至少他自己是這樣說的。原先他認為，莫洛托夫指責美國人在日本的做法，為的是掩蓋俄國在東歐的單方面行動。可是，既然斯大林也談到這一問題，看來必須採取某種步驟以對付俄國的批評，要不然就放棄美國要求影響東歐事務的權利。事實上，英國政府，尤其是澳大利亞政府，也對控制麥克阿瑟將軍的現有措施感到不滿，它們同俄國一樣，也想在決定盟國對日本該怎麼辦時有更多的發言權，這使這一問題變得分外迫切。於是在以後的幾星期中，貝爾納斯和他的助理們忙於擬訂管制日本的建議，希望能使俄國和澳大利亞滿意，同時又給美國司令部保持適當的活動餘地。這是一件棘手的事，因為麥克阿瑟一般不願同外來的人（在大多數情況下，包括美國政府本身的領導人）打交道，特別不願讓自己的權力受到任何形式的盟國政治委員會的限制。

然而，貝爾納斯同美國武裝部隊的代表磋商後，終於能夠擬訂一些關於控制麥克阿瑟將軍的建議，並使各個盟國政府可以發揮較大的作用。1945年11月29日感恩節那天，他決定，如果設法同俄國人重開談判，這樣做也許是值得的。他建議在莫斯科舉行會議，參加者限於三大國的外長。英國和俄國政府都同意了。於是1945年12月16日，貝爾納斯、貝文和莫洛托夫再度會面，這次是在俄國首都。

貝爾納斯到莫斯科去，不是僅僅為了起草和約而不涉及其他問題，他還試圖解決俄國與西方之間的一切分歧，這一點意味著會議從一開始就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