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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納斯和貝文要求在東歐放鬆壓迫人民的警察統治，實現更多的公民自由，並立即進行自由選舉。假如真這樣做的話，實際的結果必然會使現存的政權垮臺。要是認為繼任的政府會同俄國友好（也許只有保加利亞和捷克斯洛伐克會出現這種情況），那無論對“友好”這個詞怎樣解釋，都反映出這樣設想的人是無知或表裡不一的。可能貝爾納斯和貝文只是無知，但莫洛托夫卻認為他們是虛偽的。看來美國人和英國人始終沒有充分地、坦率地正視他們對東歐的政綱中兩個要點之間的矛盾。對於大多數有關國家來說，同俄國友好和成立“民主”政府是互不相容的，而貝爾納斯和貝文卻不懂得這一點，或者不願承認這個事實。在俄國人方面來說，他們不能坦白承認自己不受東歐各國人民歡迎而使自己感到難堪。所以他們反而把反對派稱作法西斯分子。

雙方都不肯開誠佈公，或許對有關的事實也瞭解得不夠充分，這些因素使東歐事務的討論毫無效果，而且簡直令人惱火。每一方都感到憤慨，認為自己在道義上是正確的。莫洛托夫以為資本主義國家在陰謀剝奪俄國的勝利果實；西方的外長們則覺得俄國的行動表明，它抱著利己的態度而不遵守戰時的諾言。當然，從法律的角度來講，西方是有理的。貝爾納斯和貝文不過試圖實行“聯合國家宣言”和“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這類檔案中闡述的原則而已。真正的缺陷在於這些檔案本身，因為其中含有這樣的言外之意：可以用外交命令在東歐建立民主制度，這種政府一旦成立將是有能力和負責任的，並且傾向於和平，從而自然能為各大國所接受。相應地，從法律上來講，俄國是無理的。但俄國人和共產黨人卻可以用武力建立他們的統治。況且，戰前東歐各國的政府與社會確實非常腐敗，因而使俄國人和共產黨人在宣傳中自稱是改革和社會發展的促進者這種說法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在貝爾納斯和貝文發動的攻勢下，莫洛托夫感到十分憤慨，於是以他特有的方式決定反攻。他於9月22日通知談判的對手：俄國代表團將不能參加預定舉行的外長會議，同時他卻要求同貝爾納斯私下會晤。兩人見面時，莫洛托夫把話題轉到了日本，要求美國人同意設立一個盟國管制委員會，以監督麥克阿瑟佔領日本的工作。貝爾納斯表示要從長計議，並建議在外長會議結束後商討這一問題。

這次談話後，貝文也參加會談。莫洛托夫向他們表示反對中國和法國參加東歐各國和約的討論，他聲稱這是違反波茨坦議定書的條款的。當天晚些時候，在外長會議的正式會議上，他向法國和中國的外長講明瞭這個新立場。他們當然不愛聽這個意見，貝爾納斯和貝文也是如此。於是在以後的十天中，會議為了應如何解釋波茨坦議定書而爭論不休，但毫無結果。

9月28日，貝爾納斯提出了一個折衷辦法，希望能使莫洛托夫感到滿意。他建議，和約的起草工作應限於同有關各國簽訂停戰協定的那些國家的代表（這是對俄國人的讓步），但有一個條件，即各和約草案以後應提交和會審議，在和會上，所有“確曾派遣過部隊同歐洲的軸心國作戰”的聯合國家均有代表出席。但是，俄國外長對此並不滿意，事實上，他的言行表明，他在蓄意運用阻撓的策略。

大家都對這種毫無結果的爭吵感到厭倦，於是會議在1946年10月2日結束，實際上任何問題也沒有解決。會議甚至無法商定一份敘述會議經過的公報與議定書，因為莫洛托夫堅決主張，凡是提到中國和法國參加巴爾幹和約討論的詞句，均應從記錄中刪去。

外長會議的第一次會議完全失敗了，這使大家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即下一步該怎麼辦。對貝爾納斯來說，這個問題尤其尖銳，因為他所制定的政策完全是為了立即擬訂和約，從而使美國可以不再積極參與歐洲事務。他回到華盛頓後，便著手採取了若干和解的步驟。1945年10月20日，美國和英國一起在外交上承認了奧地利臨時政府，同年11月2日，又承認了匈牙利臨時政府。在這兩件事上，都是在對方保證於最近期間舉行自由選舉之後，才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