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言。相反，斯大林卻覺得自食其言的是他的西方盟國，他認為，西方盟國力圖擴大盧布林政府的基礎，硬要把波蘭流亡政府和波蘭國內地下抵抗運動的代表塞進這個政府中去，這是違反它們以前明白表示的要顧及蘇聯在波蘭的軍事安全的諾言的。

斯大林的不滿，同丘吉爾和羅斯福的不滿一樣，無疑是真實的；因為，不僅對蘇聯的軍事安全來說波蘭比中歐或東歐的其他任何國家都更重要，事實上只要俄國的歐洲勢力範圍內有它在德國的一塊佔領區，波蘭也就當然處於它的勢力範圍之內了。斯大林可能以為，他的西方盟國應該認識到，從地理形勢上看，俄國在波蘭具有特大利害關係乃是理所當然的，雖然1944年10月9日他同丘吉爾在莫斯科按不同比例劃定蘇英兩大國的勢力範圍時，並沒有把波蘭包括在內。斯大林也許覺得，既然蘇聯遵守他同丘吉爾的這一協議，嚴格注意避免在希臘進行反英活動，那末英國和美國在波蘭給蘇聯找麻煩就是不友好的行為了——要知道在波蘭，蘇聯的利害關係要比英美重大得多。

圍繞波蘭問題的這一場利害、觀點和感情的衝突，正如一出希臘悲劇那樣具有悲劇的必然性。如果斯大林要確保在波蘭有一個同蘇聯友好的政權，他就不可能滿足他的西方同事的要求，把他的波蘭傀儡政府改組成為西方式的“民主”政府；反之，假使丘吉爾和羅斯福能在波蘭建立一個符合他們那種“民主”標準的政權，他們恐怕也無法保證一定能使這樣一個波蘭政府同俄國友好。事實上，這個難題也許不是憑政治家的聰明才智所能解決的。

六、重組後的歐洲各國對重組的反應

在一度曾淪入“希特勒的歐洲”的那許多歐洲國家中，這段時期的慘痛經歷雖為時不長，卻都產生了一種奇特的影響，這是一種無所不在的影響，也是希特勒遺留給他的後繼者們的最棘手的遺產之一。在納粹德國控制下的所有國家中，正常情況下的各種公民美德都自然而然地變成了罪惡，而正常情況下的罪惡卻變成了美德。只要掌權的當局是透過軍事侵略的非法犯罪行動而上臺的，那末同他們合作就是可恥的通敵叛國，而同他們鬥爭，使他們受騙上當，用一切辦法對他們進行阻撓破壞，則都是愛國行動，即使有些辦法，若不是其矛頭指向不義政權的話，會被認為是違反社會道德準則的，也並不例外。在這種反常的情況下，參加抵抗運動的主要是社會上的這樣三種人——不滿現狀者、理想主義者和共產黨人。這三種人儘管彼此很不相同，卻有一個共同的弱點，即他們都缺乏在正常情況下行使政治權力、負責掌管政府的經驗。“希特勒的歐洲”崩潰之後，這些背景各不相同的戰友，就成了取代那些被逐的德國征服者及其在本地的傀儡而繼之當政的自然的人選；因為誰也不能否認抵抗運動在戰時確曾出生入死，備歷艱辛，同流亡政府較為安全、較為舒適的戰時生活相比，他們扮演的角色顯得分外光彩。問題是：今天盟國已經打贏了這場戰爭（其中也有抵抗運動的一份功勞），勝利的到來自然而然地恢復了社會常態，一個好公民對政府應盡的責任就不再是設法使它癱瘓，而是協助它開展工作了，在這種情況下，那些前抵抗運動人員又將採取怎樣的態度呢？

戰後最初一個階段，在重組後的歐洲各國，前抵抗運動人員命運如何，取決於這樣兩個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是本國的民族傳統；二是重組後該國處於兩大勢力範圍分界線的哪一邊，在大多數情況下，一個國家重組時的去向，部分地決定於它的地理位置，部分地決定於軍事方面的事態演變，部分地還決定於三大國之間的默契。除南斯拉夫外，當地人民並不曾有多大的發言權；至於南斯拉夫，決定該國在重組時的去向的，也並不是該國大多數人民按憲法程式自由表達的意願，而是南斯拉夫國內一個武裝抵抗組織以武力戰勝了另一個武裝抵抗組織。

在重組後處於兩大勢力範圍新分界線西方一側的那許多西歐國家中，前抵抗運動人物想要在戰後政權中扮演主角的雄心都沒有能夠實現，他們的這一失敗，其實也象他們當初的雄心一樣，都是很自然的。一旦在憲政條件下從事政治活動，理想主義者以及不滿現狀者就無法保持他們在反對短命的外國征服者的戰鬥中所贏得的地位，這是不足為怪的。戰時在抵抗運動中嶄露頭角的理想主義者中間，象皮杜爾那樣具有政治才幹、能夠在戰後世界的第一流政治家中長期佔有一席之地的，真是寥寥無幾。至於共產黨人，他們在希特勒進攻蘇聯之後，曾對抵抗運動作出過引人注目的貢獻，但並未贏得群眾的充分支援，因此到歷史演變的下一個階段，便無法以合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