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蘭向東擴張的領土要求）。英國人當時就已施展其政治手腕，確定了一條線，提出波蘭的東部邊界就應當在這一線，因為該線以東的居民就大都是非波蘭人了；而一當“希特勒的歐洲”加速瓦解，俄波邊界問題重又提出來時，俄國人也施展其政治手腕，機敏地選中了英國人早先提出的這條“寇松線”，作為蘇聯向波蘭索取的領土的西部邊界，後來使丘吉爾和羅斯福同斯大林搞壞關係的波蘭問題，所爭的並不是這條邊界。斯大林要求以寇松線作為邊界，他們兩人都是預設的，丘吉爾還極力勸說波蘭人，要他們也乖乖的同意這條界線。在波蘭領土問題上，西方政治家同斯大林的唯一的重大爭執，在於波蘭應從德國取得多大一片土地，以補償它要割讓給蘇聯的介乎寇松線和里加線之間的那片領土，而這一爭執的起因，則是由於西方政治家不同意斯大林的方案，認為三大國不應犧牲德國而厚償波蘭。關鍵性的重大爭執，倒並不在于波蘭的未來邊界，而是在於它未來的政府。斯大林認為符合蘇聯安全要求的那種波蘭政府，在西方人看來是一點也不“民主”的，他們認為那只是一個傀儡，要不是俄國那雙力大難抗的巨手硬把它拉上去的話，是永遠上不了臺的。斯大林堅持要把這樣一個沒有代表性的政府強加於波蘭，丘吉爾和羅斯福一度安插進去的不多幾個具有代表性的波蘭人，很快也就給斯大林排擠掉了，這才是使戰時的“大聯盟”在戰後歸於破裂的作用最大的唯一的因素。

西方在波蘭問題上之所以會有這樣大的觸動，另一個理由是波蘭人所特有的那種在極端不利的處境下百折不撓的精神。波蘭沒有吉斯林那樣的內奸，在德國的殘酷佔領下波蘭地下抵抗運動的那種大膽、堅韌和頑強的表現，博得了西方的欽佩，從而部分地消除了兩次大戰間波蘭曖昧不明的政策和第二次大戰初期波蘭不光彩的軍事潰敗留在西方人頭腦裡的不愉快的記憶。

但是另一方面，在斯大林看來，波蘭地下抵抗運動的光榮戰績卻不是波蘭的好事，因為紅軍既已在逐步取代德軍成為里加線以西原波蘭領土上的外國佔領軍，那末波蘭愛國者抵抗德軍的那股勇猛勁頭就很可能轉而用來對付紅軍。而且，俄國人過去有切身體驗，深知波蘭人和芬蘭人性格之不同，可以推想這對斯大林大概也是有影響的。芬蘭人之敵視俄國並不亞於波蘭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芬蘭人在戰場上抗擊紅軍，較之波蘭正規軍抗擊德軍更為頑強。但是到最後，芬蘭人還是承認了現實，俯首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命運，而斯大林則報之以：在不危及他所堅持的有效軍事保障的前提下給芬蘭以儘可能寬大的條件。可是，波蘭人卻和芬蘭人不一樣，人們很難相信他們會識時務，會甘心接受不可避免的命運；而且，在這裡，政治上只要有一點信不過，軍事上再增加保證也無補於事，因為，由於波蘭的地理位置關係，蘇聯在戰略上是無法把它孤立起來的，而對於芬蘭，蘇聯就有可能用佔領愛沙尼亞和波卡拉半島的辦法來使它陷於孤立，而且事實上也確是這樣辦到了。波蘭地處歐洲大陸的中心，對俄國來說，波蘭的位置具有關鍵性的戰略意義，因為不管把它的邊界向西推移多遠，只要地圖上還有一個波蘭，其版圖必然橫跨北歐平原，北歐平原則必然是從西方進攻俄國的主要通道。波蘭對於蘇聯的安全，比之譬如說捷克斯洛伐克，還要關係重大。有人說波希米亞是“歐洲的堡壘”，誰據有波希米亞，誰也就掌握著歐洲其餘部分的命運，這話也許是不錯的。希特勒就曾在1938…1941年間證明了關於波希米亞的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然而，正如斯大林在1945年2月6日雅爾塔會議上提請丘吉爾和羅斯福注意的：“有史以來波蘭一向就是俄國的敵人假道進攻俄國的一條走廊。近三十年內德國人已兩次假道波蘭。”

斯大林說他根據這些地理上和歷史上的情況得出了結論，就是蘇聯的利益要求它的鄰國波蘭不僅應是同俄國友好的，而且還應是自由而強大的，因為俄國希望這條經由波蘭的走廊對未來可能的入侵者緊緊關閉，而能夠替俄國做到這一點的只有波蘭自己。可是，鑑於波蘭人的性格和傳統，很難設想會有這樣一個波蘭政權，既能使克里姆林宮覺得它的友誼是靠得住的，而同時其本身又真正是自由的；因為，自從西科爾斯基將軍不幸失事去世之後，克里姆林宮所能信賴的波蘭人就只有波蘭共產黨人了，而一個由共產黨人控制的波蘭政權卻不會是波蘭的多數選民自願選擇的。因此，當斯大林著手在波蘭建立一個在同蘇聯友好這一點上滿足他要求的政權時，他的西方盟國就認為他是違背了他以前明白表示的同意尊重西方的願望、讓波蘭自由獨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