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情緒的政治空氣而言，那次大選的投票情況也許可以說已是最近乎自由的了，大選結果，反共分子贏得了多數票。相形之下，蘇聯對待劃入其勢力範圍的各國，除芬蘭外，手法都極為拙劣，往往自打嘴巴。誠然，紅軍從來沒有象英國軍隊在希臘那樣同衛星國內的哪一派公開打過仗；因為，1948年南斯拉夫同蘇聯發生爭吵而鬧翻時，俄國人並沒有試圖用武力把南斯拉夫拉回來；而在其他有關各國，紅軍都牢牢控制著局勢，任何反共派別都無法同它打上一仗，見個高低。可是，俄國人最大的成就也僅是避免了公開的戰鬥而已。在政治方面，他們不但沒有把敵人爭取過來，反而連朋友都給搞得離心離德了。

鐵托元帥同俄國人向來有種種感情上和利害上的聯絡，而俄國人卻把他逼上了造反的道路，這是他們在東歐和中歐最大的一次慘敗。從西方的角度看來，僅次於此的另一個嚴重失著是他們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執行的政策，在那裡他們搞掉了貝奈斯的政權，因而失去了捷克資產階級的好感。可是，俄國政策上的這兩個岔子都出在1948年，也就是在蘇聯和西方國家之間的爭吵已經鬧到了沸沸揚揚的那個時期。這兩件事是爭吵的後果，不是爭吵的原因。在當時的形勢下，俄國人不敢再冒風險，一心想的是加倍小心為上；他們之所以擰緊螺絲，致使鐵托要維護其獨立，又使貝奈斯失去其獨立，其動機都可以用這一點來解釋。那時貝奈斯的確也和鐵托一樣，是有迫切的理由要同蘇聯保持牢固的同盟的，這跟泛斯拉夫情誼之類的感情因素是兩碼事。凡是捷克人，不論屬何黨派、屬何階級，都對1938…1939年間的往事記憶猶新。那時英國和法國都不肯援手，至少是沒有能夠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使其免遭德國的吞併，而在這兩個西歐大國同希特勒作成的那筆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的交易中，蘇聯是沒有參與其事的。而且，後來到1945年德國對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護”解除之後，在貝奈斯領導下重建起來的全國政府還採取了一個自絕後路的行動——把國內人數眾多的日耳曼少數民族除留下極小一部分外統統驅逐出境。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在歐洲勝利日以前的經歷也好，在勝利日以後採取的行動也好，都理應使其對紅軍有所依賴，把紅軍看作是防備德國復仇的唯一可靠保障。但是儘管如此，俄國人一定還是擔心，既然俄國與西方間的關係已經公開破裂，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最後不得不作出不愉快的抉擇的話，貝奈斯領導下的捷克斯洛伐克資產階級政府只怕會站到西方一邊去。這一擔心是否有根據，姑且不論，總之，俄國人準是因為存著這份戒心，所以在1948年才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樣行事。

至於俄國人為什麼要對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的各個非共產主義政黨實行“劃一化的革新”，這就不那麼容易解釋了；因為，這兩個國家中都普遍存在著希望實行徹底變革的強烈要求，雖然這些激進分子的宗旨並不是要在保加利亞或匈牙利建立共產主義政權，但其革命色彩已極強烈，為此激進分子擔心反革命勢力會進行反抗，因而他們就贊成同蘇聯友好，如果這樣往後就能取得俄國人支援的話。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當時正需要俄國的支援來實現其革命綱領這一點，是這一地區的局勢中有利於蘇聯的一個因素，因為當地的這種革命勢必會自然而然地導致同過去決裂，因而也勢必能提供一個機會，可以把匈牙利人傳統上對俄國所懷的敵意和保加利亞人傳統上對俄國存有的疑慮一併消除。可是事實證明，在保加利亞和匈牙利，俄國人政治手腕不夠精明，不能利用這一機會，更正確地說也許是不願意利用這一機會。他們本來很可以運用外交手腕促使當地的非共產黨政權自願親俄，從而充當這些政權的保護人，以謀取蘇聯在軍事上的安全保障。不過，俄國人在保、匈兩國的行動並不是導致蘇聯同西方破裂的決定性因素，真正的癥結所在是波蘭，而在波蘭問題上，要找到一種能使西方和俄國的要求都得到滿足的解決辦法，的確是困難的。

在英國和美國看來，蘇聯對待波蘭的態度是檢驗蘇聯總的意向的“試金石”，這有好幾個理由。理由之一是，1939年英國就曾把德國在波蘭問題上的表現看作是檢驗德國總的意向的試金石。當時就是因為英國向波蘭作了一旦波蘭遭到德國侵略即予援助的保證之後，德國卻侵入了波蘭，英國才對德宣戰的。然而，英國並沒有作過決不允許蘇聯侵佔波蘭領土的保證，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繪歐洲的政治地圖時，對於波蘭兼併那一片以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為主要居民的領土，英國曾表示反對，這是記錄在案的（當時蘇聯由於暫時力量薄弱，不得不屈服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