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不同，特別值得注意，因為，如果根據某些人的理論，認為唯有經濟才是人類生活的真正實質所在，政治、文化和宗教都只是經濟現實的反映（持這種論點的並不只限於馬克思主義者），那末這個現象就無法解釋了。

如果經濟繁榮真的必然會導致政治安定，那末比利時就應該是戰後全歐洲治理得最好的一個國家；因為當時歐洲肯定以比利時最為繁榮——這部分地是由於復國後重建的比利時政府所採取的經濟措施明智、大膽、及時，部分地也是由於比利時比較幸運，在歐洲戰禍中遭受的創傷不怎麼嚴重，在中部非洲還保有一個完整的殖民帝國，那裡的居民還是象馴服的“土著”的樣子，那裡的地下資源有大量的鈾礦。可是另一方面，荷蘭則不得不放棄它在印度尼西亞的殖民帝國。以前荷蘭的國內經濟依賴這個殖民帝國，較之英國依賴英屬印度有過之無不及，而現在，戰爭給荷蘭造成的破壞和饑饉使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地需要藉助於這個殖民帝國的資源，而恰恰在這時荷蘭把這個殖民帝國丟了。要是經濟史觀的理論真是一把萬能鑰匙的話，那末，荷蘭和比利時的經濟情況既如此懸殊，前者的政局理應動盪不寧，而後者則應能在國內政治上歡度一個和平融洽的蜜月。然而，事實上，戰後兩國在政治方面的處境不僅不能反映它們在經濟方面的相對地位，實際情況倒是恰恰相反。荷蘭目下的經濟困難，勾銷不了它從十六世紀以來就作為一個獨立民族國家而養成的立憲自治傳統的有利政治影響。由於荷蘭的工黨具有英國式的選民基礎，打破了歐洲大陸上傳統的政治分野，所以荷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就避免了各個教派政黨同反教會的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黨之間選民尖銳對立的危險。比利時的憲政傳統不象荷蘭那樣悠久，它遲至1830年才開始作為一個獨立民族國家而實行立憲自治；因此，當德國那股征服的浪潮業已退落、政治重建的任務需要比利時同荷蘭一樣發揮出巨大的政治潛力時，比利時儘管經濟特別繁榮，卻還是不能彌補它在政治傳統上比較嫩弱之不足。在戰後這樣沉重的壓力下，比利時的基督教徒和馬克思主義者之間，佛蘭芒族和瓦隆族之間，在位國王的擁護者和反對者之間，都立即出現了巨大的政治裂痕；特別是因為這三條不同的界線大有併合成為一道深刻的裂口之勢。所以這種政治上的分裂現象就格外具有危險性。

根據上述情況，似可得出這樣一種看法：對於經過重組的歐洲國家來說，即使象重新組合那樣天翻地覆的經歷，也不如各國本身的傳統和精神氣質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些國家眼下被劃在俄國勢力範圍或西方勢力範圍之內這一偶然性的遭遇，歸根到底，未必就能決定它們的命運。

第九卷　歐洲的重組

第一編　走向經濟復興的最初步驟

第一章　戰爭的經濟後果

當戰事方酣之際，人們就已預見到一旦和平恢復，便需採取國際行動，以對付如此巨大的經濟動亂。1943年11月9日，締結了設立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聯總）的協定。在協定的前言中申述了設立聯總的目的，簽約國表明它們已經決定：任何區域，一經聯合國家武力予以解放或因敵人撤退而解放時，其居民應立即獲得衣食住以及為防止疫病與恢復人民健康所需的援助與救濟。對俘虜和流亡者的還鄉，農工生產復業的協助，與主要公用事業的恢復，也應有所準備與佈置。

因此聯總擬緊隨武裝部隊之後開展工作。軍隊只能根據自身的需要，負責在其所佔領的地區或者在其交通及通訊系統所透過的地區對當地居民提供必要的供應品。但是，從軍事當局行使權力到即使是臨時性的有權能的政府的恢復，當中可能有一段空隙時間。聯總的主要目的是要在這段時間內提供必需的供應品與勞務，協助“恢復”迫切需要的生產。聯總的資金由會員國捐助，捐助的數額為各會員國每年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一。資金總額為十八億美元，其中美國捐助十三億五千萬美元，英國捐助三億二千萬美元。當人們獲得解放的時候，經過極短期的實踐，就發現這些捐款是不夠用的，所以在1945年8月，美國、英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同意把捐助的數額加倍。即使如此，聯總也只能在協助恢復經濟生活方面採取一些初步的措施。只有當千百萬難民、獲釋的戰俘以及復員軍人轉入“恢復”迫切需要的生產時，才能使人們活下去。確切地說，重新建設乃是這個世界在幾十年內所要從事的工作。

歐洲經濟的衰竭，其嚴重性超出了人們的預料。不僅是直接的戰爭摧殘與物質破壞耗盡了歐洲大陸的資源，而且戰事的重負阻礙了經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