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肯接受美國的建議所附帶的經濟條件呢？為什麼在1947年蘇聯自己既拒絕馬歇爾援助，又不准它的東歐衛星國接受這項援助呢？

推測起來，俄國人是不相信美國或任何其他西方國家嘴上所講的友誼和建議提供的合作和援助是出於真心的。相信了這一點的話，就同馬克思主義者的正統信念衝突了；而且，儘管克里姆林宮裡的決策者們可能也同近代早期的羅馬紅衣主教一樣根本沒抱多大虛幻的信念，但是他們象十六世紀的紅衣主教一樣，也難免要受到他們自己那個世界裡當時流行的信仰的影響。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總是受了自己官方信條的約束的；而共產主義的信條則要求其信徒相信所有“資本家”一律都是兇惡成性的野獸。可是，克里姆林官的主人即使再做些表面姿態，繼續把色迷迷的美國“資本家”摟在懷裡，這對他們又有什麼損失呢？他們肯定決不會由於締結了擬議中的那個針對德國的相互提供保證的條約而給自己招來什麼危險；訂了條約以後他們完全可以一面假意敷衍，一面把美國的財政經濟援助收受下來，用這筆意外之財加強自己的實力，靜待將來某一天，等到坦然不疑的美國老百姓再一次迫使華盛頓政府撒手不管歐洲那些歷來使人受到損害的糾葛之後，再動手也不遲。為什麼蘇聯政府偏要這樣直率地在美國人面前公開表示出對美國的敵意呢？要是俄國政策的首要目標是存心要引起美國人對蘇聯的警惕，是要促使他們奮起反對俄國的圖謀，那末，俄國人要達到這一目標的最妙的辦法，倒是無過於此了。但是誰也不相信他們的目的真是如此。

當然，由西方來解釋俄國的政策，至多隻是作些猜測，看來最說得通的一種猜測就是：蘇聯政府在採取行動、挑起同美國的爭吵時，並非不知道後果的嚴重，不過他們認為，兩害相權，同美國保持友誼要付出的代價更大，因而就準備承受這一較輕的禍害。俄國要同美國保持友好的話，代價是必須放棄它在東歐和中歐的目標；蘇聯政府權衡之下一定是認為，為蘇聯的安全著想，不惜一切代價實現這些目標所能獲得的好處，肯定要勝過對美關係上化友為敵所會造成的損害。

俄國人一生中已經兩次眼見配備常規武器的敵人地面部隊從西面由陸路侵入自己的祖國，因此對安全問題一定已變得非常敏感；而在1944…1946年這一決定俄美關係前途的關鍵時刻，他們一定還是在用原子武器出現以前的戰爭條件考慮著他們國家的安全問題。在這種戰爭條件下，蘇聯防止另一次來自西路的入侵的最可靠的保障，看來恐怕並不在於同德國以西的一些島國訂立同盟，因為，這班島民至多也只會象上次大戰中那樣，遲遲才來開闢第二戰場救援俄國，弄得不好的話，他們下一次說不定還會同他們的德國資本傢伙伴勾結起來，一起對俄作戰。蘇聯最可靠的保障看來恐怕是，在德國東側也即蘇聯自己一邊取得一條寬闊的緩衝地帶，永遠置於紅軍的軍事控制之下，而且，在俄國人看來（就西方觀察家所能推測的而言），有兩個非軍事性的條件如得不到滿足，這一軍事控制還是不保險的。一個條件是，紅軍通向後方的交通線沿線各國，也就是從德國境內的紅軍前沿陣地到蘇聯西部邊界以內的紅軍基地之間的那些國家，都必須在經濟上不受西方的任何干預，不論這種干預表現為私人工商企業，或表現為多瑙河內河航行權之類的條約權利，都要一律清除乾淨。第二個條件是，這些國家掌權的政府必須是順從蘇聯政府的意志的，而且其順從的程度必須是蘇聯政府能夠信得過的。後來的事實表明，蘇聯政府簡直不惜犧牲西方的一切友誼，決心使用一切手段，正當的也好，不正當的也好，務必要在俄國勢力範圍內的所有歐洲國家中把聽話的政府都搞上臺去，並使它們長此保住政權。在蘇聯政策制訂者的心目中，這一首要目標凌駕於其他考慮之上，這正彷彿是一塊礁石，一等到德國那股征服的浪潮退落下去，露出了礁石時，戰時的大聯盟就觸礁破裂了；因為，在中歐和東歐大部分有關的國家中，唯一能夠指望聽命於莫斯科的，只有實權操在該國共產黨人手裡的那種政府；但是，在大部分這樣的國家中，如果真是讓人民在不受脅迫的情況下自由表達其真實意願的話，要由選民以多數票自願選出一個由共產黨控制的政府是永遠辦不到的。

當紅軍在東歐和中歐節節推進，把德國人從一個又一個國家中驅逐出去，因而產生了現在該怎樣重新組織這些國家的政府的問題時，俄國和西方國家的政治家發現他們是能夠找到一個雙方都同意的原則的，這個原則就是，新成立的政府必須既是“民主的”，又是對蘇聯友好的；可是，由於雙方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