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民主”政府理解為自己那一種色彩的政府，而現時俄國的政權性質和西方國家又大相徑庭，因此雙方的協議只是停留在口頭上而已。要使雙方真正能夠就雙方同意的原則中那兩項條件的基本實質取得一致意見，那就必須使俄國人相信，在現已處於他們控制下的國家中，他們儘可以容忍西方觀念中的那種“民主”政府（即由自由選舉產生的議員組成議會，以議會中的多數為基礎組織政府）而又不致危及蘇聯的安全。然而有這樣體制的政府而真能見容於俄國人的，只有一個國家，那就是芬蘭。

乍想起來也許會覺得奇怪，在這許多國家中俄國人偏偏挑中了芬蘭予以優容寬待，甚至還頗加尊重；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的各個衛星國中，早已證明芬蘭是俄國人最危險的敵人，而且，儘管第三帝國業已崩潰，芬蘇邊界也已移至維堡以西的新線，可是芬蘭那無法更改的地理位置仍然使它緊貼在列寧格勒的旁邊，近得令人不安。那末為什麼蘇聯唯獨要對芬蘭採取這樣一種政策呢？要是它在別處，特別是在波蘭也實行這種政策的話，它同西方盟國的友誼本來是可以保持下去的。俄國人的對芬政策可能決定於這樣兩個考慮，第一，在這一地區他們能夠使自己的國家在軍事上處於極為安全的地位，而且事實上確也做到了這一點，因而再在政治上採取進一步的保險措施就顯得多餘了；第二，他們深信，芬蘭人已經有過教訓，知道芬蘭若要生存，決不可再刺激蘇聯來把芬蘭從地圖上抹掉，這個教訓必將成為芬蘭人指導今後行動的方針。

芬蘭投降之後，由於芬蘇邊界的後移，由於芬蘭把它南海岸上赫爾辛基以西的波卡拉半島的一個基地租讓給了蘇聯，由於蘇聯取得了從芬蘭灣南岸起直到加里寧格勒（哥尼斯堡）幷包括加里寧格勒在內的波羅的海東岸各地，最後，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由於波羅的海的制海權和制空權都已從德國移到了蘇聯手裡，因此，蘇聯政府十分放心：今後與蘇聯為敵的西方任何侵略者想要象德國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那樣，利用芬蘭作為進攻列寧格勒的“跳板”，在戰略上是再也辦不到的了。再者，從俄國人的角度來看，波羅的海對岸的瑞典保持中立，不但是增加了一重安全保障，而且也是蘇聯對芬蘭較為寬大的一個特殊的理由，因為，要是蘇聯把國際棋盤上的這個小卒吃掉的話，瑞典看到俄國人這一步棋威脅太大，可能會因此而投入西方盟國的陣營尋求保護，對此俄國人是不能不有所顧慮的。

而芬蘭人呢，他們對俄國的反感並沒有消釋——這種反感還是在1890年前後到1918年之間由於一再要使芬蘭俄羅斯化而種下了根子的，1939年以後又由於兩次俄芬戰爭而進一步加深了。但芬蘭人已經認識到，他們在軍事上完全處於蘇聯手掌之中，現在是這樣，今後還將是這樣，因此他們如果還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話，今後必須小心謹慎，避免做出任何會引起俄國人疑心的事情，也只有在這個前提條件下，俄國人才願意讓他們保留這份獨特的權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和世界其他部分被劃分為兩大勢力範圍時，蘇聯在斯堪的納維亞這一段交界地區的表現是很不錯的，不但對它過去的敵國芬蘭是如此，對它的盟國挪威和丹麥也是如此。對於這兩個盟國它都扮演了西方那種含意的所謂“解放者”的角色，紅軍趕走了挪威極北地區和丹麥波恩霍爾姆島上的德國駐軍之後，都及時撤出。因此在斯堪的納維亞，那不可避免的重組過程終於獲得了一個使有關各方都比較滿意的結局。不幸的是，在另外那一段大得多的交界地區，即從波羅的海南岸直到黑海西岸和亞得里亞海東岸的歐洲半島整個頸部地帶，情況就沒有這樣良好。在那裡，蘇聯要取得軍事上的安全保障比在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困難，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處境也不是那麼有利。不錯，捷克人和塞爾維亞人跟芬蘭人不同，他們對舊敵哈布斯堡王朝的傳統仇恨，遺下了一股泛斯拉夫主義的思想感情，把他們同俄國聯絡在一起；特別是塞爾維亞當權的那一派，今天有雙重的理由同蘇聯關係格外密切，一是他們都信奉共產主義，二是南斯拉夫需要俄國人支援他們對的裡雅斯特的領土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波蘭人、馬扎爾人和羅馬尼亞人，其敵視俄國則都不亞於芬蘭人，而且對俄國人來說他們也肯定要比芬蘭人難弄。這三個民族都明顯地缺乏現實主義的常識，而芬蘭人則正是憑著這種現實主義的常識，才奇蹟般地贏得了俄國人的信任。羅馬尼亞人可能性格柔順些，但是馬扎爾人的倔強，波蘭人的既死硬又不現實，則都是出了名的。

“希特勒的歐洲”解體以後，俄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