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去，這引起了長久的辯論。杜魯門於1945年7月5日，即他動身去波茨坦的前一天，下令規定，租借辦法“限於對日作戰的用途”，這顯然是對這場辯論作出了否定的決定。但是總統並沒有下定決心，當陸軍部長於7月11日再次提出這個問題時，杜魯門動搖了。

在政治方面，美國人準備會同英國和俄國派遣代表團到歐洲那些政治混亂得似乎需要進行監督的各個國家去，觀察並幫助做選舉的準備工作。這似乎是建立民主政府的最快和最穩妥的辦法。如果俄國和英國的代表團能在這個努力中合作，那末美國人希望，在義大利、希臘、羅馬尼亞、匈牙利和保加利亞這樣的國家中選出的政府將是所有大國都可以接受的。

如果認為杜魯門和貝爾納斯那麼天真，以致想象這種做法大概會取悅於俄國人，那就錯了。但是他們的確希望，由於俄國人經常讚許民主選舉，認為它是醫治政治弊端的特效藥，所以他們不能心安理得地拒絕這個建議。在美國人的眼睛裡，這一建議只不過是實施雅爾塔關於被解放的歐洲的宣言的一個實際辦法，這個宣言畢竟是斯大林僅僅五個月前所同意的。再說，選舉和此後民主政府的成立於會減少或消除最近巴爾幹事態所產生的刺激俄國和西方良好關係的許多因素。並且，那些使俄國在巴爾幹北部佔優勢、使英國在義大利佔優勢的簽訂停戰協定的政權也會早日結束，如果碰巧美國在這些國家裡的威望得到提高，那也不是不受歡迎的。的確，這對於美國的大公無私和忠於民主的原則是一種應有的報酬。

但是，雖然杜魯門和貝爾納斯願意使美國捲入歐洲事務到這種程度，在整個美國政策後面的指導思想是能夠早日撤離歐洲。儘可能迅速地成立民主政府會簡化締結和約的工作，並讓美國士兵在短期內回國。同樣地，限制美國對歐洲的財政援助，將減輕國內納稅人的負擔，並迫使歐洲人自力更生。美國的經濟專家們當然瞭解這個計劃距離實際可行的範圍有多遠，除非美國願意看到歐洲經歷無數的政治動亂和經濟災難，但是美國的政客和一般外行人很明確地感覺到，隨著戰爭的結束，應該是恢復正常狀態的時候，而且越快越好。杜魯門和貝爾納斯主要是政客，他們低估了美國公眾潛在的慷慨——特別是當慷慨行為有著促進國內經濟繁榮的效果的時候。但在1945年，美國國外開支對國內經濟可能具有的好處只是經濟學家們的抽象估計：國內的匱乏是真實的，把大量的商品運到國外去僅僅換取一點政治上的收穫，這種想法似乎是胡鬧。

這樣，美國人在波茨坦的總的目標，就是儘快地恢復正常。歐洲的困難看來與其說是國家大事，還不如說是惱人的瑣事。歐洲仍然是異邦：美國人不屬於那個地方。但是在合法的房客再一次接管以前，美國人有道義上的義務在那裡做一些打掃房屋的工作。

英國政府發現自己被三種互有聯絡的重大憂慮困擾著。一是國內的經濟崩潰，二是美國過於迅速的從歐洲撤退，三是俄國在歐洲和中東的繼續擴張。

隨著5月23日戰時聯合政府的解散和接下去7月5日的大選，英國國內的問題成了首要問題。由於計算軍隊選票需要時間，選舉的結果直到7月26日才揭曉，當時波茨坦會議正開了一半。丘吉爾看到大選後政府可能有所變動，從一開始就邀請工黨領袖克萊門特·艾德禮以觀察員的身分出席波茨坦會議。選舉結果公佈後，艾德禮出任首相，丘吉爾就留在英國而艾德禮和他的新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則回到波茨坦來開完會議。

這個變動的影響有點象羅斯福死後美國政府的變動那樣，雖然或許不是那麼明顯。艾德禮和貝文在戰爭期問把大部分精力用在國內問題上，比較起來，特別是貝文對外交事務缺少經驗。但是，內閣制保證了貝文和艾德禮對英國政府面臨的所有重大問題至少具有一般的瞭解，實際上英國外交政策的連續性使所有的局外人都感到驚奇。但是英國大選和波茨坦會議恰巧同時舉行，大概損害了英國在會議上的事業。據一個參加會議的美國人說，丘吉爾在會議的初期異常缺乏準備，而貝文在會議後期所顯示出來的，更多的是大刀闊斧的作風，而不是對細節的精通熟悉。

由於發表的資料太少，我們很難肯定地說明英國在波茨坦的目標。有兩點是清楚的。英國人希望說服美國人採取一種更為慷慨的租借政策，特別在對佔領軍提供給養方面。第二，英國人急於想同俄國人達成一種協議，以便可以從德國東部獲得糧食，從而減輕英國供應英佔區內稠密的工業人口的負擔。這些急務反映了歐洲戰事結束後英國突然面臨的困難的經濟形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