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對國內岌岌可危的經濟形勢的敏銳感覺，顯然全面地削弱了英國的外交政策。在波茨坦會議上，英國政府似乎沒有提出任何很重要的全面解決歐洲問題的建議。丘吉爾在1944年10月間與俄國商定的關於勢力範圍的秘密協議並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英國也沒有努力要重新肯定這筆交易。與此相反，英國和俄國領導人關於希臘、南斯拉夫和其他國家中最近事態的互相責難成了這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這兩個大國曾在上年10月在這些國家中分攤勢力。英國人在南斯拉夫失去了他們的立足點，在波蘭似乎也可能會這樣。英國控制了一個不安定的、窮困的希臘，似乎完全抵不上新近俄國勢力和影響的擴張。只要有希望獲得美國的支援，丘吉爾和貝文都不願意讓俄國人新近擴大了的野心得到滿足。但是除了口頭的抗議外，並沒有什麼別的辦法。英國確實提出了抗議，但這樣做，只激起了斯大林的猛烈反擊。

結果，波茨坦的多次會議與其說是具有談判的性質，還不如說是具有宣傳的性質。第二種後果是，俄國和英國的對立比俄國和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