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限制，繼續釋出命令，而且仍舊控制著這兩個國家的共同經濟利益，以此作為“一種保證，以防兩國政府企圖逃避義務……不同法國訂立條約”。民族主義者日益激烈地反對法國不斷利用軍事安全條款以達到政治目的，彰明較著的是公安部（付託給一個“對東方人圈子裡的縱橫捭闔和陰謀詭計深有經驗的人）所執掌的鎮壓大權，以及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和白報紙的控制和配給。

這時，近東地區法英軍事指揮部的關係已經安定下來，從技術角度來講，堪稱融洽無間，它們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即取得戰爭的勝利而奮鬥，而從個人角度來講，也能相互容忍（事實上常常是親切的）。但令人遺憾的是，雙方政治機構之間的關係卻不能與此相提並論，前面已經剖析過的那些根本分歧，甚至連純粹的技術問題都難免要被波及。

例如1941…1942年冬，糧食的嚴重匱缺是一個頭等重大的問題，這主要是由於敘利亞人的囤積居奇（大量的是屬於投機牟利的性質，同時也是由於對國家的政治和戰略確實有前途茫茫之感和缺乏適當的管理所致）。糧價上漲到戰前的十一倍，是194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