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後勝隊對待負隊那樣，英國人的這種固有習性，不能指望自由法國人能夠理解；斷定英國政治機關已經決定要把法國從近東地區攆走卻是比較簡單的。自由法國人數較少，而物質上又完全依賴英國，因此他們不可能象他們所希望的那樣，完全獨立地把領土管制權接收過來。由於需要把近東國家與中東防禦體系融成一體，英國人在那裡建立了海、陸、空三軍的編制，而它們的參謀機構有一個習以為常的傾向，在獲准進入一個新的活動領域時，就要擴散開來。斯皮爾斯聯絡代表團、英國安全代表團和戰地安全部不久便有一大批進行政治和安全工作的軍官和軍士散佈到全國各地；其中有些人自然是由於他們有阿拉伯世界的閱歷而入選的，這一事實只能證明法國人所懷疑的“殖民部和情報部的陰謀詭計”。

自由法國對這幫可憎的英國佬也好，對他們自己那些缺乏經驗的行政管理人員也好，都是耿耿於懷的，以致對那些準備繼續留任原職的前維希文官和商人，一律表示歡迎，也不要求他們宣佈效忠於自由法國運動。這些前維希人員被人私下裡起了個綽號，叫做為了飯碗而歸順的人們（lesrallies

alimentaires），因為在多數情況下，近東地區是他們全部物質利益的所在，他們的一生大半都是在那裡度過的。這類人對英國人在法國委任統治地上的存在，對英國人宣告的目的，說要“不斷增加敘利亞人在行政機構中的比例”，不等戰爭結束就產生“一個獨立的敘利亞政府或幾個政府”，自然抱著非同一般的懷疑態度，視為對他們的生活來源的一種威脅。1942年春，英國發覺，有必要設法獲得不大情願的自由法國人同意，把那些先前支援維希的人員中的一些惡劣透頂的搗亂分子清除出這個國家。

威爾遜寫道：“人們隨時都感覺得到，法國人和敘利亞人之間的惡劣關係，比同黎巴嫩人的關係更加不好，因此我們有必要告誡我們的軍官，不要受人利用，給人家做探子”；一位特派記者後來曾有評論說，英國人傾向於“對法國人中間的顢預無能，有時甚至營私舞弊，表示屈尊俯就的不耐煩”。賈德魯宣佈敘利亞正式獨立時，《泰晤士報》在一篇社論中（1941年9月20日）再次強調5月29日艾登在倫敦市長官邸講話的言外之意，這種做法不太策略：

阿拉伯聯盟是中東許多阿拉伯人長期夢寐以求的理想。不管這種理想在不久的未來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實現，但地中海東岸阿拉伯各國在1919年實行的劃分，無論就阿拉伯人的感情，就其歷史傳統，或者就其是否切實可行來說，顯然都不合理。當時英法之間的這種利益或勢力範圍的劃分，已證明對一切有關國家都有害而無益。……既然敘利亞在英國和自由法國部隊的共同努力下，已從軸心國的陰謀中解放了出來，巴勒斯坦也已安全無虞，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理由在它們之間永久保持一種純屬人為的區別。

事實正如格拉布帕夏公開評論的那樣：

兩國派往當地的代表時常受到批評指責，說他們居心不良，妒忌猜疑，心胸狹隘。這樣的指責並不一定公正合理。……英國人和法國人的思想結構不同，當一個問題同時提交雙方時，他們極少作出同樣的答案。因此法國和英國對阿拉伯人的政策，即使不是截然相反，也有根本的分歧。他們採取各不相同的一套辦法，並不是出於相互懷有敵意，而是因為他們思考問題的方式不同。每個政府都認為，只有它自己的政策是明智而合乎邏輯的。

當戰役還在進行的時候，戴高樂顯然就已希望能夠同敘利亞和黎巴嫩的有代表性的團體達成一種政治協定。6月14日，自由法國駐倫敦政治部得悉，戴高樂打算在戰鬥停止時就召集敘利亞和黎巴嫩議會，而且已經內定賈米勒·馬丹為未來的敘利亞政府的首腦，此人曾在1936…1938年流產了的條約談判期間，同法國進行過談判。6月24日，戴高樂任命賈德魯為總代表時，寫道：

你的任務是：不論何時，只要有可能，就須建立充分代表全體人民的國民議會，並組成為這些議會所信任的政府。……

儘管由於法國軍隊的暫時失利造成了混亂，破壞了秩序，儘管進犯我國的侵略者施展陰謀詭計，我們必須把1923年由國際聯盟批准的法國委任統治執行下去，直到時機成熟，委任統治可以有效地終止之時，法國的工作必須繼續下去。

因此你要以1936年同近東各國訂立的聯盟條約作為同他們談判的起點。你要向近東各國政府提出，為了適應在這次戰爭中共同防禦的需要，必須共同採取一些臨時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