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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協定文字傳送給賈德魯時，還附有一封說明情況的信件，其中提到“大不列顛對敘利亞和黎巴嫩在政治上完全不抱私心”，這樣就（象他回答利特爾頓時那樣）抹煞了英國所強調的把獨立作為一個“重要步驟”。讀者將會注意到，戴高樂對英國承認法國的特權地位這句話，擅自插入了“預先”一詞，而利特爾頓在其備忘錄中卻毫不含糊地把承認獨立作為這種保證的先決條件：“當我們採取了這一重要步驟之後，在不損害這一步驟的前提下……”。因此，情況並不象賈德魯所說的那樣簡單：既然英國在近東國家的唯一目的是取得戰爭的勝利，那麼他們就只能以進行軍事行動為限，而不去侵犯法國同近東各國的政治關係。但在戰時，“取得戰爭的勝利”和政治之間不可能有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而且只要近東國家的政治對英國同鄰近阿拉伯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從而對於英國在中東戰役中贏得勝利（或者不如說避免失敗）的機會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它就不可能是法國的“獨佔特權”。象希臘或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政府一樣，自由法國目前完全依靠英國；他們能得重返近東，完全仰仗英國的照顧；他們也不能把處理如此關係重大的一個地區的事務當作是與更加廣泛的英國的利益無關的一種“獨佔特權”，猶如戰後的英國在處理巴勒斯坦（也是一個委任統治地）事務時無視美國的願望一樣，凡此種種事實，自由法國均未予以正視。戰前法國人在近東各國之不得人心；1940…1941年法國的威望掃地；自由法國運動未能把德國佔領區以外的大多數法國人團結到自己一邊；以及英國出於戰略上的需要而不讓近東國家中受到挫折的民族主義釀成第二次伊拉克危機——這些都是嚴峻的、不容迴避的事實。但是賈德魯也好，別的法國人也好，他們都受到一種慾望的支配，要“用‘法國的方式’去發現指導原則的推理方式”，從這些事實中虛構出這樣一種未經證實的假設：為了把法國人從近東國家攆走，英國故意制訂了一項政策，在敘利亞與黎巴嫩的民族主義運動和法國人之間煽動不和：

威爾遜＇將軍＇在傑齊拉地區和德魯茲山區的策略就是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制訂的；也就是在這一基礎上，斯皮爾斯將軍樹立了一種政策，這種政策大體上也是自拿破崙時期以來英國曆屆政府所奉行的政策。

甚至還在1941年7月裡的時候，利特爾頓…戴高樂協議就經受了第一次考驗：利特爾頓寫信給賈德魯，“懇切要求”允許斯皮爾斯出席準備討論關於與敘利亞和黎巴嫩政府締結條約的談判的會議。賈德魯認為，這是英國以第三方的仲裁人的身分，企圖對純屬法國和其委任統治國家之間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進行干預。在他表示拒絕的時候，他還向利特爾頓抱怨英國人不尊重法國在德魯茲山區、沙漠地區、代爾祖爾以及阿勒頗的利益和特權。利特爾頓同戴高樂8月7日在貝魯特再次會晤時，利特爾頓（根據自由法國的會談記錄）承認，他對英國軍事當局執行利特爾頓…戴高樂協議的情況感到不滿：向最高統帥部遞送協議文字延誤時間，還有貫徹協議方面的其他拖延，對此他表示歉意。但是戴高樂在5日已經通知賈德魯說：“我感到英國人正準備對我們施加一次決定性的壓力，迫使我們聽任他們實際上在近東國家行使權力”；於是他告訴利特爾頓說，正常執行他們協議的阻力，主要在於“某些少數人”對協議表示敵意。當利特爾頓建議把威爾遜將軍召至貝魯特以澄清分歧時，戴高樂認為，在自由法國同威爾遜最近有過交往之後，他對威爾遜是否還能博得自由法國人的信任，不得不有所保留；他尤其沒有忘記，據說威爾遜曾威脅要宣佈軍事管制法來篡奪法國的主權；法國人還未能行使領土管制的權利；在傑齊拉地區發生那樣的事件之後，他看不到怎樣能在一種相互信任的氣氛中討論這一問題。這一次不愜人意的會晤在按照7月25日和27日信件的模稜兩可的調子再度交換信件之後，就告結束。英國同法國的立場根本互不相容，而且哪一方也不準備公開有所讓步。但是“這種危機的嚴峻階段，……曾一度把我們推到決裂的邊緣，現在已告結束。”

這樣的局面給英國和自由法國雙方領導人之間造成了如此之多的產生誤解的機會，那就必然會在負責執行他們“協議”的下屬之間引起種種麻煩。顯然，英國停戰委員會覺得，對付即將離開的維希分子要比對付敏感的自由法國人容易些，儘管賈德魯筆下留情，對此未作詳細敘述。英國人對待戰敗的敵人，猶如在一場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