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所幹的是把法蘭西帝國拱手讓給英國的勾當，他們豈甘蒙此詬辱，因此，也就非要表明他們要把法國的主權和利益在一切地方都維護得完整無損的決心和能力不可。在這種情況下，要他們對敘利亞和黎巴嫩終於要獲得主權獨立的地位作出任何實質性的讓步，自然有特殊的困難，然而這卻是兩國的民族主義者所要求而為英國政府所同情的；這些要求無論如何是同法國人對他們在這個地區或在北非的“使命”的主導思想背道而馳的。何況，近東歷來是英法之間的一個角逐場所；雖然自從法國獲得了委任統治權之後，英國政府已經把近東各國的命運置之度外，但是，幾乎所有在這一地區的法國人以及在法國本土的許多人，繼續對英國抱有一種近乎病態的懷疑心理，懷疑英國人圖謀把他們從這一地區攆走。最後，維希當局被攆走之後，近東各國的行政和經濟的改組出現了很大困難，尤其是在戰爭的這一階段，對盟國在佔領區相互合作的行政管理，還沒有取得經驗，工作程式也未制訂出來（編寫本書時，已出版的大量原始資料都是法國方面的，因此，估計法國行動的動機比較容易；但來自英國方面的材料很少，所以，要詳盡地估計英國的動機，就得更多地依靠猜測）。

在1941年春天的那種形勢下，能夠作出入侵近東各國的決定的，只有英國政府。這一決定的根據，純屬軍事性質，即維希政府正讓德國武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