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1948年和1948年以後的各次選舉中，教會捲入黨派政治的程度就更深了。1949年7月，教會宣佈共產黨人很可能被開除教籍。雖然天主教民主黨仍然否認它是教會人士的黨，但在1948年以後，該黨的選民工作很大一部分是靠天主教行動會——一個聽命於教會的非神職人員的組織——進行的，就象它的很大一部分經費來源靠它黨員中的富人一樣。

義大利共產黨當時是蘇聯以外最大的共產黨（黨員人數在1945年12月有一百七十六萬二千零五十六人，1946年6月有二百十二萬五千人），雖然法國共產黨在1946年選舉中得票比它還多一百萬張左右。“所有正派的工人……不論種族、宗教信仰和哲學信念如何”，都可加入共產黨。知識分子、天主教徒、婦女、退伍軍人、前法西斯分子等都受歡迎。共產黨在某些農民中取得的成功可以用這樣一個事實來說明：1946年共產黨員數佔當地人口比重最高的兩個區是艾米利亞和托斯卡納，前者是肥沃的農業區，有著大量的貧苦農民和無地僱工，後者雖遠沒有那麼貧困，但那裡的農民寄希望於共產黨，希望共產黨能給他們帶來土地改革，使他們從佃農變為自己田園的主人。在皮埃蒙特，共產黨的力量強；在倫巴第則是社會黨的力量強。共產黨員總數中，南方人所佔的比重在1947年時只有五分之一，在1946年和1948年只佔八分之一。在開始時，對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很不重視，甚至有報道說，該黨的主要知識分子孔切託·馬凱西教授曾於1945年4月間公開把共產主義說成是一種沒有教條的經濟社會綱領，而把辯證唯物主義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糟粕”。

的確，共產黨從其早期——特別是從它最優秀的組織者和思想家之一安東尼奧·葛蘭西（1937年死於法西斯監獄）——繼承了一種比較具有自由思想的傾向，這一傾向在大戰期間和大戰後入黨的許多知識分子中重又出現。兩三年後，似乎對那些“主張‘自由發表意見’和‘自由犯錯誤’的人”採取了比較嚴厲的態度。在當時的共產黨報刊和黨代表大會會議記錄中可以找到一些頗能反映出這方面情況的長篇大論，談的是黨內自由討論在使馬克思主義“活的理論”適用於每個國家特定時刻的具體情況方面所起的作用，和怎樣才能使黨員們的思想同黨的指示命令“協調起來”等等。

1943…1946年間共產黨的迅速發展是不難解釋的。它在法西斯統治的大部分時期內儲存著秘密地下組織，使它在抵抗運動方面有一個飛躍的起步，其他的黨則因完全缺乏經驗而在喪失優秀成員。共產黨人的勇氣和工作效能，在對義大利的解放作出如此巨大貢獻的同時，也為黨樹立了很大的聲望，而且正是這些品質，加上它對可能出現的任何對手採用的那種毫無忌憚和殘酷無情的策略手段，為它贏得了支配抵抗運動的主導地位，在這一運動中，三個左翼政黨是常常合力對付其他黨派的。由共產黨領導、但對非共產黨人也開放的“加里波迪”大隊，是替該黨招募和訓練積極分子的一個極好的工具，這種積極分子對黨開展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各項活動來說都是極為必要的。

戰後共產黨人在地方管理和社會福利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績。例如，他們在鄉村裡開創了孩子在外搭夥這樣一個值得稱道的辦法。他們的領袖，如果當上了收入優厚的官職，就把薪金交給黨（黨發給他們較低的生活津貼），或者，如果富有私產的話，則為革命事業慷慨捐獻。例如兩個當時有公職的共產黨人福斯托·古洛和路易吉·德·菲爾波都在南方富有田地，但據悉前者曾把幾百萬里拉捐獻給黨，而後者則把他的九個農場交給了佃農。在1944…1947年的義大利，許多人感到，共產黨是能夠而且願意幫助他們的唯一政黨，而社會黨的全盛時代則已經過去了。

然而，共產黨人遠不是以社會革命者的姿態出現的，他們往往表現得要比社會黨和行動黨穩健得多，他們覺得與其把他們的前途押在大膽的重建政策上，不如在政府中獲得一個立足點。在土地改革和產業國有化問題上，甚至在擬議中的資本稅問題上，他們的表態都很審慎。象其他一些共產黨一樣，他們在和平、國家的統一和獨立、自由、尊重人格的問題上一再發表最無懈可擊的觀點，並且常常痛斥反對他們的某些人，說對方背叛這些理想；但同時，他們常常利用恐懼和仇恨等群眾情緒作為手段。1946年時共產黨的恐怖活動仍在繼續，特別是在艾米利亞…羅馬涅區，雖然不象1945年和1947…1948年時那樣激烈，而且同樣地也是右派恐怖分子的挑釁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