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阿利埃河，一路上盡是豔麗的女人衣服，巧妙地做得象游泳衣的女便服和式樣非常考究的男上衣，這裡有好萊塢，有朱安萊潘，有香榭麗舍大街，有整個奧特伊爾，整個帕西區，還有伯痕斯坦和讓·科克多所有出色的“新劇本上演”，有高等服裝店，有銀行，有法蘭西喜劇院，有電影院，也還有馬德蘭大街上最漂亮的妓女，她們背後緊緊跟著路易十五那樣的人物。

當然，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下去：時髦社會對維希感到厭倦，尤其是到了冬天，他們都回到有錢的地方去，回到巴黎德國人的身邊去了，《瓦礫》的作者就是頭一批走掉的人士之一。

這些人的離去，使維希更同現實政治隔絕了，但是，在追求自身的理想方面卻更加自由。維希的人們懷著一種幾乎是受虐狂的快感在思量法國犯下的罪惡和隨後所帶來的懲罰。就資產階級上層分子、職業軍官和高階官員們而言，失敗雖然是丟醜的和有害的，卻也帶來了新的政治與社會秩序這件珍寶。在苦難中復興，這是貝當1940年6月25日在廣播演說中所彈的基調，而且成為維希心理狀態中一種主要的因素。夏爾…魯寫道：“我們的一小撮同胞陷於捫心自問和懺悔罪惡的狂熱之中。”如果我們低估了維希的理想主義和貝當身邊那一小群人想要進行一場偉大的道德改革的願望，那將是錯誤的。當然，他們的理想是參照法蘭西行動黨和法西斯與半法西斯集團多年來進行的反對第三共和國的運動而設想的。1940年6月28日，魏剛提出了一份備忘錄，曾為貝當、博杜安等人閱讀過，他號召結束共濟會式的、資本主義的、世界主義的折衷妥協的舊秩序，結束階級戰爭、蠱惑人心的拍賣選票，以及貪圖安逸享樂，他號召人們回到敬重上帝、祖國和家庭的現念上去。1940年9月15日的《兩個世界評論》上有一篇貝當署名的文章也提出了類似的想法——富強的國家，家庭，青年，等級制度，總體主義——並攻擊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集體主義。貝當和他的支持者們反對過去的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和階級衝突，呼籲發揚服從守法的精神，發揚社會等級制度、管制的經濟和總體專業組織的精神；反對議會政治，呼籲發揚領袖原則。

法蘭西行動黨學說的一個頗為含混的翻版，經過將近半個世紀的鼓吹之後，似乎終於在它的追隨者稱之為“民族革命”的運動中盛行起來了。法蘭西行動黨是仇英的，主張迫害猶太人的，反對民主制度的，然而，不幸的是，在德國人看來，它也是反對德國和敵視極權主義的。法蘭西行動黨的同情分子在維希上臺執政的這種環境下，遲早將使他們面臨這一抉擇：或是採取親德的和極權主義的政策，或是下臺讓位；然而他們開頭並未意識到這種兩難的局面。於是，那些極右黨人在戰敗後趾高氣揚，著手搞起他們夢想已久的民族革命來。

他們手頭最大的資產就是貝當的名聲。這位元帥的人格對於戰敗的法國人民所具有的那種異常的吸引力，是無法簡單、合理地加以解釋的。事實也不容否認。他於1940…1941年秋冬兩季巡視法國非佔領區時，在大城鎮和小居民點，乃至最小的村莊，都受到熱烈而親切的歡迎，就一再證明了上述事實。當然，所有慣用的手段也都被採用來助長對元帥的崇拜。他的大大小小的照片隨處都可以看到：人們組織義賣他的照片來籌集救國基金。全國各地，一隊隊青年男女高唱著民族革命的《馬賽曲》——“元帥，我們來啦！”人們以這種種方法來利用貝當的聲望，然而，他的聲望卻不是他們樹立起來的。《時報》（1940年12月3日）寫道：這個國家是把他作為救星來歡迎的，它接著說明了其中的一個原因。“今天誰都不會否認，6月間發生的災難本來很可能會帶來另一場更大的災難：我們逃脫了社會動亂……我們避免了殘酷的革命和褻讀神明的騷動這種瘋狂行為。”正是多少由於這個原因，雖然貝當不是一個正式的天主教徒，教會卻為他渲染上了一種宗教氣氛。里昂的大主教、紅衣主教熱利埃宣稱：“貝當就是法國，法國就是貝當”，他稱貝當為蒙難的法國的化身。紅衣主教絮阿爾和紅衣主教博德里拉在巴黎也用了類似的語言。法國新教教會的會長伯格納牧師代表法國新教徒宣稱，當前只有一個義務，就是跟著元帥走。

貝當是個什麼樣的人呢？他做了些什麼事情使得一個垮掉和戰敗的民族把希望都寄託在他身上呢？頌揚他和攻擊他的文章都很多，但卻無助於回答這一問題。如果我們試圖按照他的實際為人來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將無法找到令人滿意的解答。貝當，這位凡爾登的英雄，是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聯絡在一起的，他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