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去”成了維希宣傳的題目之一，因為當時德國人還沒有感到需要法國的工業產品，他們抱有一種想法，要把法國變成一個衛星般的農民社會。法國各個方面對這種想法很不歡迎。增加農業生產的計劃顯然並不成功。組織一種總體制度的企圖在農業方面比在任何其他領域裡推行得都更遠。它遭到農民的冷待和敵視，只得讓農民自由選擇是否參加農業總體協會。根據1941年8月18日的一項命令，協會的一切活動都由國家進行控制，這個團體於是變成了不過是中央政府用來執行農業部長作出的一切決定的一個機構。維希政府不斷髮出怨言，說農民自私自利，說這種情況使城市註定要鬧饑荒，同時又呼籲農民發揚愛國主義精神。

工業也發生了嚴重的困難。由於封鎖，法國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進口紡織原料，百分之六十的紙漿供應，以及全部進口的燃煤，進口煤在1938年消費的六千八百萬噸中佔兩千三百萬噸。這種損失以及隨後使用浪費的、效率很差的代用品，其結果之一是，整個工業生產下降，以1938年的生產率為一百，1941年下降到七十一，1942年下降到五十七。

在這種情況下，法國採用從公安委員會時期以後未曾使用過的經濟控制就不足為奇了。如果不採取嚴厲的措施，法國工業能否避免徹底崩潰是很值得懷疑的。儘管遭到相當大的反對，還是建立了一套複雜的委員會制度，負責採購、分派和配給原料。這種制度發揮作用時所表現出來的弱點，從貝當1941年8月12日發表的一次演說中全暴露出來了。他解釋把供應部長阿夏爾解職的原因，同時譴責國家各分配中心，他說這些中心損害了生產者和消費者的利益，而讓一些大商業代理人對供應品進行了壟斷性的控制。

儘管法國的經濟情況日趨嚴重，卻沒有發生災難性的大崩潰，這應歸功於組成法國真正政府的那些官僚政治的技術專家。財政部的工作尤為出色，它建立了一種近乎封閉的貨幣流通順序。據估計，其有效係數1940年為百分之七十六，1941年為百分之八十，1942年為百分之六十七。當時佔領費用和其他由於停戰協定而出現的開支佔去了法國預算的一半以上。在這種情況下，當然談不上什麼健全的財政。1940年，支出超過三千六百五十億法郎，而收入則為八百二十億，下一年的相應數字為三千零二十億和九百一十億。因此，1940年的收入只佔支出的四分之一，而1941年則佔三分之一還不到。

接著便實行了凍結工資的政策，不過，採取了加班費、對低工資工人的補助和增加家庭津貼這種種形式的例外辦法，減輕了這項政策的影響。德國人禁止全面增加工資，因為工資低他們就可以用較高的工資把工人吸引到托特協會和德國去。早在1940年10月便制定的控制物價條例，有助於穩定生活費用，它只是緩慢地上升。以1938年的數字為一百，1940年12月的零售價格指數為一百三十六，1941年12月的指數為一百六十。同時工資指數從1939年10月的一百零三上升到1941年10月的一百二十一。不過，這些數字並沒有非常公正地表示實際情況，因為農產品價格比較難於控制，它比工業品價格上升得快，因此，城市人口的生活比農業人口的生活要差得多。在一個嚴重匱乏的時期，實行這種控制工資和物價的政策，勢必要實行一種全面的配給制度，1940年9月開始配給糧食，隨後便擴大到石油、肥皂和其他許多商品。在這種艱難形勢下，人們甚至還能對法國的未來滿懷雄心壯志，這一點從當時制定的灌溉、排幹沼澤和電氣化的計劃上便顯示出來了，有些計劃甚至已經付諸實施。然而，在1941年中，經濟情況卻漸趨惡化，維希政府只能採取一些治標的辦法，不過，在他們到了山窮水盡之前，還得經歷很長的一段路程。

經濟政策大多是維希迫於形勢而不得不採取的。它的政治，就它所有的那點政治而言，則是它自己的，因為維希與其說是一種政體，倒不如說是一種思想狀態，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是聚集在一起的許多常常互不相容的思想狀態。第三共和國的各黨各派都被淹沒在維希的洪流中，它們的組織被取締了，這樣，新政權的政治便無可避免地是以貝當和他的親信的那個寒酸的小朝廷為中心，採取了派系鬥爭和鉤心鬥角的形式，這些人混亂地擠在一個十九世紀溫泉療養地的那些旅館的經過半改裝的沙龍、臥室和賭場裡。起初，許許多多時髦的追隨者和善於鑽營的政客也麕集在那裡。

維希彷彿是一個極盛時期的多維爾，吵吵嚷嚷，十分熱鬧，＇《瓦礫》的作者寫道＇從火車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