緊張氣氛中，英國外交部同外交事務民族委員德讓之間在倫敦舉行了會談，目的在於就敘利亞問題擬定一項新的解決辦法。他們建議應該確立一種在包括埃及在內的一切中東事務上進行相互磋商的程式，並建議民族委員會應保證於1943年春在近東舉行自由選舉。這個計劃沒有取得任何結果。當民族委員會徵求賈德魯的意見時，他對這項計劃橫加批駁，於是戴高樂拒不接受。外交事務民族委員德讓為此辭職。普利文接替了他，一直擔任到幾星期後馬西格利加入到戴高樂這方面來時為止。

有關敘利亞問題的一無結果的談判剛剛破裂以後，就發生了一些事件，使整個戰局完全改觀，並對“戰鬥法國”運動產生了尤為深遠的影響。關於盟軍在北非登陸以及美國當局為了取得法國人的合作而採取措施的情況，均在本叢書的另一卷中予以敘述，而在本卷的前面一節裡，我們也曾述及吉羅將軍和戴高樂將軍為爭奪希望見到盟國事業獲勝的全體法國人的領袖的鬥爭，以及1943年6月最終組成設在阿爾及爾、並由兩位將軍共同擔任主席的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談判經過。這裡需要談的只是，建立民族解放委員會的協議也規定了結束戰鬥法國作為一個獨立團體的步驟。英國首相於1943年6月8日在下院宣佈，集體負責的新委員會的成立已經代替了他個人和戴高樂於1940年8月7日交換照會後所產生的那種局面。換句話說，後來稱作戰鬥法國的自由法國運動已告結束。

戴高樂本人以及他的主要合作者在把他們的總部從倫敦遷到阿爾及爾以後，繼續發揮重要作用，但是，戴高樂先在北非，後在法國本土的進一步活動，不屬於本章所要講述的範圍。

附錄：英國和自由法國遠征達喀爾

1940年9月英國和自由法國聯合遠征達喀爾的失敗，其全部原因在某種程度上必然仍是一個看法不同和引起爭論的問題。維希政府是否知道這項計劃，如果他們知道了，那麼，他們之所以會事先知道是不是因為戴高樂的軍官在公開場合上說話不慎所致，總之，失敗的主要根源之一顯然是情報不夠準確。自由法國總部聲稱，他們知道達喀爾有很大一部分陸軍和空軍人員以及許多高階軍官，都是贊成戴高樂的，不過，他們也承認新任總督布瓦松是堅決支援維希的。達喀爾的防衛力量擁有的大炮比英國和法國情報部門所估計的數量要多、口徑要大，駐軍的人數也比估計的要多將近一倍。事後才知道，駐軍士兵部情願服從原有的指揮官的命令，而這些指揮官即使不是全心全意一致支援貝當的，也大多對夏爾·戴高樂將軍這個他們一無所知的人物抱將信將疑的態度。在商人和居民當中確實有一些支援戴高樂的人，但是，這些人既不熱情，又無組織。

雖然如此，這次不幸的遠征由於一連串的錯誤而更為不利，結果，一支由三艘巡洋艦和三艘驅逐艦組成的維希護航隊，載著援軍和補給品，在英法遠征軍到達之前抵達了達喀爾。除了這些艦隻和卡薩布蘭卡駛來的一兩艘潛艇為當地的防務增添的力量以外，對米爾斯克比爾事件記憶猶新、滿懷怨恨的法國海軍陸戰隊和海軍人員也被送到這裡來操縱陸上永久性防禦設施的大炮，以代替有色人部隊的常規人員。彈藥和魚雷的儲存量增多了。駐軍計程車氣也相應有所提高。這一不幸的責任不能歸咎於自由法國方面。維希的增援部隊9月9日離開土倫，當時盟國的遠征軍已在公海上。這支艦隊出發的訊息都用電報報告了倫敦，然而，出於行政上的疏忽，這個極為重要的情報竟拖延了幾天後才讓最高當局知道。此後，他們採取了一切可能採取的措施，但是為時已經太晚了。那些巡洋艦和驅逐艦早已駛過直布羅陀海峽，鄰近海域裡的英國軍艦卻不夠強大，無法攔截它們。它們於9月14…15日夜間抵達達喀爾，比遠征軍早到了一星期。

同時還發生了一些其他的不幸事件。象原來設想的那樣，襲擊達喀爾定於8月份的最後幾天裡進行。那未其附帶的結果將是，盟軍應在維希增援部隊之前到達。可是，不斷的耽延（其中有些是很難原諒的）使日期推遲到了9月22日。剛要出發以前，發現隨同遠征的某些英國商船裝載的只是例行的護航用品，而不是供登陸作戰使用的物資，於是只得卸下重灌。某些自由法國商船的船員起初拒絕啟航，因為他們已經有幾星期沒有領到工資了。對其中幾艘商船的航速也估計錯誤，因此護航隊不得不減低速度。到了準備工作的後期，他們才知道軍艦在這次作戰前得再新增燃料，於是它們又不得不先開往弗里敦，再回到達喀爾來，而不是直接駛往該地。

商定的辦法是，英國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