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秘密印刷和發行的地下報紙流傳到國外去，而且有一些具有不同政治見解和背景的法國人也成功地逃到中立國、美國和英國來，暢談法國本土的種種情況。從這些來源所得到的訊息大體上都很一致，這一點頗引人注意。看來很清楚，對戴高樂及其運動的擁護已經增強了，儘管在某種意義上說它對民族委員會的願望並不十分有幫助。實際上，全體法國人民都想看到德國人從法國被趕出去。戰鬥法國有助於完成這一目的，在這方面它是很得人心的。戴高樂的照片受到所有人的秘密珍藏，不過人們把他和他的運動看作一種有朝一日將會實現的希望的象徵，而不是看作法國人統一行動的一個實際的或指導的中心，同時根本沒有人考慮到戰後可能成立的政府或政治組合問題。戰前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已經知名、又不曾破釜沉舟地公開跟維希走的人士，大多不願意投奔戴高樂。他們擔心戴高樂和他的大多數同僚在政治事務上缺乏經驗，並且懷疑在法國獲得解放，和平恢復以後，法國人民是否會願意把命運託付給這個人。1942年1月，法國工會工作者的一個小代表團被偷偷送出本國來到倫敦，會見了戴高樂。他們的目的似乎是要試探一下他的政治見解。不知是由於這次訪問還是由於其他原因，法國國內通稱“解放”的那個抵抗運動公開宣佈它願意接受戴高樂的指揮，這個組織在政治上據認為是左派的。但是，這只是國內各地獨立發展起來的好幾個單獨的抵抗運動之一。這些抵抗組織雖然大多並不攻擊“戴高樂主義”，卻從其他方面獲得鼓舞，它們自豪地認為它們是國內土生土長的組織，集中全力用一切方便的手段隨時隨地給德國敵人造成損害。它們發展成為法國國內政治中的一股力量，那還是以後的事。

1942年7月底，戴高樂離開倫敦前往中東。8月7日，他在開羅會見了史末資，並於8月8日同接替利特爾頓出任駐中東國務大臣的凱西舉行了會談。敘利亞事務進行得並不順利。敘利亞人認為賈德魯允許他們享有的限制性憲法並沒有履行1941年6月8日盟軍進入他們國土時賈德魯本人所發表的宣告中包含的那項自由的諾言。結果，他們有一段時期一直在要求舉行自由選舉。有人斷言，自由選舉的結果將會證明敘利亞和黎巴嫩的廣大選民既不贊成這個制度，也不贊成那些他們認為是強加於他們的領導人。為了親自了解一下情況，戴高樂便從開羅到了敘利亞。在那裡，他馬上同英國公使斯皮爾斯發生了嚴重的分歧。戴高樂要求召回斯皮爾斯，硬說他在推行自己的一套政策，對法國採取敵視的態度，並且打算在近東由英國代替法國取得首要地位。然而，斯皮爾斯受到英國政府的全力支援，於是戴高樂便用一系列演說和行動來反對英國的政策與目的。這種困難局面於8月28日戴高樂在貝魯特發表了一次演說後發展到了頂點。他在這次演說中使用的詞句似乎修改了早先以他的名義作出的給予敘利亞和黎巴嫩獨立的諾言。他說，法國取得它在這個國家裡的地位，是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它從國聯接受下來的一項委任統治權而得到的。敘利亞的最終獨立一向是法國的目標，的確也是委任統治的目標，但是隻有法國才能宣佈敘利亞獨立。不論他多麼希望促進敘利亞人爭取獨立的願望，他卻不能就這樣一個問題用法國人民的權力講話，而法國人民也只有在他們的祖國肅清了敵人並由他們選舉出一個民主的政府後，才能宣佈他們的意志。這至少是敘利亞人和黎巴嫩人對戴高樂的話所作的解釋。

因此，近東的不安增強了。這種形勢同中東的軍事需要完全背道而馳。這使英國政府向民族委員會提出了一項要求。戴高樂外出時，民族委員會繼續留在倫敦，由普利文臨時擔任主席。英國政府要求戴高樂立即回來就敘利亞問題，並就馬達加斯加問題舉行會談。戴高樂稍事拖延後，表示同意，並於9月25日再次到達了倫敦。

如果說戴高樂同英國政府的關係再次發生困難的話，那麼，他同美國政府的關係也比以前更為緊張。戴高樂在敘利亞時，認為時機適當，曾向美國駐貝魯特的領事提出兩份備忘錄，拿他自己的中東政策同英國的中東政策作了不利於後者的對比。國務院並不贊同他的看法，這種局面絲毫沒有因為戴高樂同溫德爾·威爾基在敘利亞的一次會晤而有所緩和。美國報刊上發表了一些關於戴高樂意見的斷章取義的報道，它們甚至報道說，他曾向英國政府提出最後通牒，要求所有英軍撤出近東國家，否則，他將使用武力以達到目的。不論這類報道多麼不真實，甚至多麼荒謬可笑，它們對於維希和軸心國的宣傳卻是天賜的資料，同樣也使各盟國感到十分為難。正是在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