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限制。民用品的需要量經常被削減，有些物資，例如鋁，實際上被禁止使用。幾乎所有重要物資的供應和分配都受到控制，儘管這些控制辦法本身也常有一些嚴重缺點，但是總的說來，執行得還是比較有效的。透過不給原材料和勞動力以及徵用工廠場地等辦法，民用市場的供應間接地受到了限制。除了這些間接的控制辦法之外，再輔之以直接的控制辦法，例如，限制批准建造私人房屋的數目和減少國內市場上紡織品、陶器和其他商品的銷售量。在戰爭的頭九個月裡執行了這些消極的政策，在這以後的一段時期所實施的限制辦法，在有些情況下似乎失之過嚴；那時，政府當局並沒有意識到，有些商品，例如深的平底鍋子、童車和杯子，實際上都是必需品。1942年，當這些商品的供應已經減少到應有的限額之下時，再要擴大這些工業就困難了。

雖然對民用品市場的供應就這樣在不斷減少，但是人們的收入仍在增加。要完全避免通貨膨脹是不可能的，但是政府決心要把通貨膨脹所造成的差距儘量侷限於為進行貨幣刺激所需要的範圍之內。由於無法提供更多的商品和服務專案，唯一辦法只有限制消費，使人們的收入合理地保持穩定，並且儘量公平地分配生活必需品，這個目的可以透過三種途徑來實現，即徵稅、儲蓄和實行配給。

在1940年7月丘吉爾政府的第一個預算案中，所得稅、附加稅、財產稅以及酒、啤酒、煙和娛樂的稅率都提高了，另外，徵收購物稅的辦法也付諸實施。在1941年4月的預算中，徵稅又有提高，所得稅的“基準”額從八先令六便士提高到十先令。從表面上看來，提高的幅度似乎很大，其實這筆數目只夠抵過國內開支與按照1940年稅率所收稅款之間差額的一半。由於種種原因，再要增加稅收將不切合實際，因此在戰爭後期並沒有打算這樣做，事情很清楚，通貨膨脹所造成的差距，不能光是依靠徵稅這個方法來消除。自覺的儲蓄固然可以有助於減少個人的花費，但是，如果整個政策不是以對購買力直接加以限制為支柱的話，它早就要遭到危險了。

如上所述，在戰爭的第一年裡，只有對主要食品才實行配給，而且這一措施是在供應已經發生困難後政府才勉強採取的。可是，到了法國淪陷後，定量配給終於被看作是推行經濟政策的一種主要武器。當時曾經討論到實行全面配給的計劃，但是被認為不切實際而未被採用。英國政府可望做到的是把定量配給的範圍擴大到包括大多數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對這些東西的需要或多或少是固定的——防止這些商品因人們的貨幣收入太多而受到衝擊。有些東西，例如奢侈品，仍將敞開供應，用來吸收遊資，但配給制度的存在，則甚至可能促進個人的儲蓄。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糧食部於1941年12月推行一種對罐頭肉類、魚類和豆類“按計量點”配給的計劃。這個計劃一試就靈，因此後來又擴大應用到許多其他食品，這些食品在前一時期已經由於“開後門”而脫銷。當這個配給方案還在討論時，已對服裝和鞋類實行了類似的“按計量點”配給辦法。原來，到1940年11月的時候，全國已依靠庫存商品來維持，而且這些庫存商品卻分配得很不合理。同月間，就此事展開了討論，1941年6月1日，貿易大臣宣佈了這項計劃。

可是，如果工資繼續增加的話這些試圖制止通貨膨脹的指施就沒有一個能成功。張伯倫政府對工資問題從來未能找到一個令人滿意的解決辦法，而聯合政府，特別是那位新上任的勞工大臣貝文，這時就必須找出一個新的方法。他曾想採取激進的解決辦法，把工資標準固定在原有的水平，規定每四個月由全國仲裁法庭審議一次，但是他的企圖失敗了，於是政府的政策就只得依靠各個工會的節制和責任感，以及依靠對生活費用進行控制了。後一種政策實際上在1939年12月發放“臨時”食物津貼時就已開始實行了，在法國淪陷後的十八個月裡，英國政府的政策就是以擴大這些津貼的範圍為基礎的。服裝價格也在迅速上漲，1941年下半年，政府曾討論控制服裝價格的方案。結果到年終的時候，便推行了一項生產“經濟實惠”的服裝的計劃，可是直到1942年春天，還未能按照控制價格生產出數量可觀的服裝。穩定物價的政策的成功，可從下面這件事來斷定：自從這項政策推行後，實際上已不能再以生活費用上漲作為要求增加工資的理由了。可是，儘管有這項穩定物價的政策，到1941年將結束的時候，仍然有人提出大幅度增加工資的要求。然而，如果政府對增加工資一概不準，或者取消或限制工會代表勞方集體同資方進行勞資談判的權利，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