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這些聯合委員會的權力和效能，同成立這些聯合委員會的協定起草人所設想的相比，要小得多。它們起著一種促使英美兩國瞭解對方觀點的有效作用，而且在許多方面都能夠讓重要的意見引起國家有關部門負責人的重視。但是真正的權力和最後的決定權則仍然操在國家當局的手中，儘管關於原料以及生產資源的託管權似乎已經授給這些聯合委員會了，這些聯合委員會不是透過命令方式而是透過說服、協商、爭辯和調整的方法來行使它們的職權。

租借法在美國國會獲得透過時，正是許多美國人希望他們的國家不要成為一個積極的交戰國的時候。因此當這一希望成為泡影時，對租借法的實行方法和原則進行修改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1942年間，這兩項工作都做了。從英國和那些自治領那方面來說，租借法的原則透過所謂互助協定或逆租借法而擴大了，但英美兩國和俄國的經濟關係仍然象以前一樣是以特別議定書為基礎的。盟國之間交流的物資及勞務的數量從1941年的水平上急劇地上升。由於各方面顯然已經獲得了好處，而整個同盟的軍事力量又增強到遠遠超過每一國單獨防務力量的總和，這樣的交流大大地鞏固了同盟。

美國對珍珠港事件的第一個反應是禁止租借物資出口，這一行動在英國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可能在俄國也是如此，雖然沒有任何記錄可以表明這一點。等到美國陸軍和海軍當局檢查了待運的物資，並且取回了某些據認為是美國防務上需要的物資時，租借物資的裝運就立即恢復了。遲延的裝運總量並不大。儘管遇到了這種阻礙，1941年12月間發運的租借物資數額比前幾個月都大。

珍珠港事件發生後，美國國內對軍需品的需要大為增加，這意味著租借物資的訂貨面臨來自美國陸軍和海軍的激烈的爭奪。一種結果是使傳統的財產所有權變模糊了。有時，原來根據租借協定訂好的專案製造出來時，卻可能是美國軍隊更為迫切需要的，也有時發生相反的情況。既然出現了這樣情況，就應該進行調撥。政府為了可以作出這種靈活的安排，採取了一些措施，這一點我們多少已經注意到了。軍需品分配委員會和聯合原料委員會從它們開始工作的那天起就一直在做這類調撥的工作。

珍珠港事件發生後，國會不再撥出直接用於租借物資的款項了。可是國會批准可以使用原來撥給美國三軍的一部分經費作為購買租借物資的費用。這就等於在財政方面承認租借法和國內軍備計劃的一體化，軍需品分配委員會實際上在這方面已行使了權力。因此租借物資管理局的財政職責變成只是把供應給各盟國的物資價值加起來，定期向國會彙報。

租借物資管理局是美國政府的一個部門，盟國申請物資供應就首先要向它提出。在美國看來，它的主要職責是查明這些申請是否有充分理由，就是說，申請國家沒有能力以美元來支付，所要求的物資的確是急需的，以及這些物資對戰爭的進展將有直接貢獻。這種審查工作需要統計資料和其他方面的情報，以便確定所提的申請是否合理。有時，英國官員對由此而來的美國人的監督和干涉深感煩惱。

等租借物資管理局查明某一申請是否合乎規定以後，實際的採購任務就交給美國政府的這個或那個部門，然後在適當時期，如果當時沒有發生什麼干擾的話，這批貨物就運送到美國的一個港口。租借物資管理局有責任盡力協助盟國獲得所需的物資，並與安排物資分配優先權和分配現有物資的各種委員會進行爭辯。然而，英國和俄國為了本國的利益總是要同那些管理生產的美國官員和工作人員直接展開爭辯。

租借物資管理局工作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它在美國公眾特別是在國會面前表示擁護盟國的事業。1942年，當軍需品極為缺乏時，美國人特別容易認為，對他們自己需要的物資，他們應該享有絕對的優先權。租借物資管理局向國會呈遞的報告中，部分就是反對這種心情的。這些報告非常仔細地著重指出美國從租借計劃中可以獲得的利益。

租借法規定，美國從租借物資的供應中“應得的利益可以用實物或財產來支付，也可以是總統所滿意的任何其他直接或間接的利益”。美國為了進一步明確它將從租借物資供應中獲得的利益，幾乎立即開始同英國進行談判。這些談判由國務院進行。國務院官員提出的主要目標是，作為租借物資的交換條件，英國應當同意在戰爭結束後放棄英帝國的特惠貿易。較為自由的國際貿易一直是科德爾·赫爾的政冶信念中一個基本要素。他把繁榮的國際貿易看作是國與國之間持久和平不可缺少的先決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