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報紙不那麼咄咄逼人，但在月底又攻擊荷蘭人屈服於英國的措施。荷蘭報紙表示，對於不預先通知就在商船行駛的航線沿途佈雷一事，要確定誰應當負責，固然是困難的，但是根據常識推斷，這不可能由英國人負責；認為英國的報復行動對荷蘭的打擊很沉重，而要達成協議大概還需很長時間；而且荷蘭人無法指望能強迫英國人或德國人這樣做。與此同時，荷蘭的船隻必須繼續出海。大多數荷蘭報紙都對英國和對德國表示了同樣的憤慨；但是有一家報紙說，英國雖然知道它的報復措施破壞了國際法的條文，不過它對中立國家一直相當關懷，並且可能準備作一些讓步；另一家報紙則直言不諱地把英國的措施與德國的措施加以區別；它指出，英國造成的是金錢的損失，而德國造成的卻是人命的損失，聯絡這一點，這家報紙還提到了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殘暴行為。

當荷蘭政府正在考慮就封鎖事重新向英國交涉，而對於組織護航的事還沒有作出任何決定時，英國的經濟作戰部就德國指責盟國扣留出口貨物為非法一事發表了宣告；而德國發給外國各報代表的宣告，則對中立國家（其中顯然針對荷蘭，它是唯一被點名的國家）在英、法採取報復措施以後還不武裝它們的商船或將商船組織起來加以護航表示驚訝（當英國人武裝了他們的商船來對付潛水艇時，德國人曾利用這點作為任意佈雷的藉口，併為此事謾罵英國人達兩個月之久）。塞西爾勳爵在接見一個荷蘭記者時指出，如果要求國際聯盟來處理英、德衝突的話，中立國家可能不得不採取一些步驟，結果它們所付代價要比英國採取報復措施所付代價還要大。1939年12月30日，《泰晤士報》登載了該報駐荷蘭記者的一篇長文，回顧了海上發生戰事以後荷蘭的情況。他說，荷蘭人告訴他，荷蘭前有惡魔，後有大海，而“你就是大海”；這篇文章的要點是，荷蘭不顧英國的管制和德國的破壞，正在繼續努力經營它的運輸業。

1939年11月30日俄國入侵芬蘭，芬蘭向國際聯盟的呼籲，在荷蘭激起了廣泛的同情，不過荷蘭人覺得，芬蘭按理是無法指望別的國家根據國聯盟約第十六條條文自發地採取行動的。荷蘭政府的看法是，國際聯盟當時沒有威信，荷蘭政府說，荷蘭不會參加對一個被指明為侵略者的國家所採取的任何制裁行動，儘管荷蘭可能在最終查明誰是侵略者的過程中進行合作。荷蘭擔心，德國與盟國之間的戰事繼續下去，最後只可能對俄國一個國家有利。當芬蘭戰敗時，荷蘭人認為這是“盟國讓它由命運擺佈”。

1940年新年伊始，荷蘭是比較平靜的。科林和德·格爾在1月1日和3日發表了廣播講話，科林以私人的身分講話，同往常一樣，講得比較坦率，他說荷蘭正在“進入一個極其危險的時期”，說中立國家已經在大吃苦頭。他要求在“當前的動盪時期”保持警惕和信心。1月6日，從海牙發出正式警告，說任何損害荷蘭完整的侵略郡將遭到荷蘭全力以赴的武裝抵抗。但是，直到1月10日，害怕入侵、害怕也許不久就要遭到入侵的心理，才又在荷蘭滋長起來。這一天，德國下令傘兵和滑翔機空降部隊佔領那慕爾以南默茲河上的兩個渡口，由於傳送命令的一架飛機在默茲河畔的默舍朗附近被迫降，命令落到了比利時人手中。這個行動計劃是預定在1月7日於西線發動總攻擊的一個組成部分。比利時政府沒有把這些檔案的原本給任何外國政府看過，但是它把檔案的內容通知了英國、法國和荷蘭的軍事當局，並且立即增加了軍事預防措施。荷蘭軍隊的休假也因此取消了，14日，內閣召開了特別會議；但是這次會議的召開據說是因為歐洲總的局勢有不祥的徵兆，而不是因為接到任何報告說荷蘭有新的危險，也不是因為洩露了蓄意針對荷蘭的計劃。甚至到了這個時候，不論比利時還是荷蘭仍然不願接受盟國的預先幫助。當德國瞭解到上述命令可能已被截獲時，它似乎無可避免地面臨著這樣的抉擇，要麼把進攻的日期提前，以便在盟國採取對策之前行動，要麼改變計劃，這就需要時間。惡劣的天氣替德國人解決了這個難題，進攻終於推遲了。

到1月16日，雖然德國人在萊茵河以南臨近荷德邊界的地方增加了幾個師，並在那個地區加緊修築公路，使得荷蘭人惶恐不安，但是低地國家的緊張情緒已放鬆了一些。倫敦方面認為，這種局面可能是德國故意製造出來的；而德國則指責盟國引起了這場驚恐。可是荷蘭人說，他們的戒備並不是英國人和法國人促成的；對於國際局勢的報道，他們是慣於按照報道本身有無價值而加以判斷的。從1月23日起，荷蘭軍隊恢復了慣常的休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