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人的抵抗堅強到無法緩和的程度，也加速了他自己和他的主子的滅亡。1944年這一年裡，抵抗運動從消極完全變為積極，因為早在那年年初，抵抗運動的部隊繳獲了吉斯林的計劃，發現他答應希特勒要動員七萬五千名挪威青年替德國武裝部隊服役。這一計劃的提前暴露，迫使德國人和吉斯林分子推遲了幾個月才執行這項計劃。這樣一耽擱，愛國人士就有機會來組織對付他們的反措施，因此當德國人和他們的挪威傀儡在1944年5月終於企圖徵召三種年齡的人去從事強迫勞動時（表面上是根據前一年的勞動法令），受到威脅的挪威青年早已逃進深山密林去隱藏起來，這一網幾乎沒有捕到他們中的任何人。同這一行動同時發生的，是有系統地破壞德國人的檔案，以及規模越來越大地破壞為德國人生產的工業。因此，德國人的報復也日益頻繁和嚴厲，到了那年年底，據說大約有一萬六千名挪威人被關迸監獄和集中營——有許多集中營是設在德國的。

吉斯林的黨在這些事件以及德國人的前景全面惡化的壓力下，更加迅速地開始瓦解了。在民族統一黨內，溫和派和極端派之間早就有了裂痕，這時儘管吉斯林拼命試圖控制這個缺口，這條裂痕卻變得更深更寬了。在這一年中（1944年），吉斯林的“部長”有三個人脫離了他的政府。吉斯林本人雖然名義上仍舊是領袖和“首席部長”，卻已被他的對手“警察部長”約納斯·利埃越來越推到幕後去了。約納斯·利埃冷酷而殘暴地同德國蓋世太保頭子雷迪斯合作迫害挪威愛國志士，從而得到了德國人的特別寵愛。極端派的狂熱自然得到了德國人更大的支援，所以不可避免的趨勢是：他們攆走了溫和派，溫和派不僅對德國人無用，而且也拼命想從德國人的網裡脫身出來，逃避他們同胞的報復。大批溫和派這時開始逃住瑞典，或是為時已晚地試圖挽救自己，“加入划船俱樂部”（人們這時都這樣稱它）。的確，這時，促使這些人逃避他們自己領袖的動機就同促使他們逃避抵抗運動或盟軍的報復的動機一樣。因為那些頑固不化、不可救藥的領導人為了努力保全自己的性命，這時都不得不千方百計地拼命加強他們的軍事力量，並把這支力量交給他們的德國主子去支配。因此，這些領導人在力竭聲嘶地號召人們志願投軍以後，這時又轉而採取強迫的手段了。1944年9月初，據宣佈，年齡在十八歲至四十五歲之間的民族統一黨黨員現在可能會被徵召去接受軍訓並服兵役，雖然依舊保證說，不會要他們到挪威國外去服役。結果，數以百計的“吉斯林分子”都逃到森林裡去躲避徵兵，正如先前那些忠誠的居民逃避勞工動員時所做的那樣。

1944年10月25日，紅軍在追擊從芬蘭潰退的德軍時，越過挪威國境，迅速解放了挪威最北方的芬馬克省全境。德國北方軍參謀部立刻接到命令，要他們強迫疏散芬馬克省的全體居民，並燒燬他們的房子。德國人以冷酷無情的效力貫徹了這項“焦土政策”——在當地的北極嚴寒和長夜漫漫這些季節性條件下，這一政策更顯得極其可怕——焚燒城鎮和村莊，屠殺牲口和家畜，並且能抓住多少人就疏散了多少人。當時北方的挪威人十分怨恨，因為祖國陣線的領導和流亡政府對這種史無前例的恐怖行徑全不鼓勵進行任何反抗。但是，事實上，他們極不願意鼓勵人們冒著極大的風險去取得相當小的結果，那是很有道理的，例如單獨搞一些破壞行動等等，結果只會招致可怕的報復，使每個人的情況更形惡化。雖然在英國的挪威軍隊派了些隊伍去支援俄國人，也很令人失望，流亡政府的首相甚至終於吐露說，盟國並沒有從西方派出一支強大的遠征軍去切斷德軍南撤的後路。此外，這些十分自然的情緒又被共產黨人加以利用，儘管利用得並不很順利。共產黨人一直徑自採取一種獨立的、更為波瀾壯闊的抵抗政策。

然而，德軍從芬馬克的撤退決不是絲毫不受干擾的。11月，倫杜利克將軍接替馮·法爾肯霍斯特將軍指揮挪威境內的全部德軍。他的任務是把從芬蘭撤退下來的七個師調回德國去，以便把他們再從德國派遣到更加危急的戰線上去。由於挪威祖國陣線的部隊、從英國來的挪威空降部隊，以及共同作戰的英國皇家空軍和皇家海軍的不斷襲擊和破壞，倫杜利克直到12月底才只能順利地運走了其中的兩個師。而且，過了年以後，盟軍的優勢幾乎日益增長，他們可以給予抵抗運動以較大的自由和較多的援助了。英國訓練的挪威人以特工人員的身分回到本國來，在這些專門人員的幫助下，對油庫、船隻、鐵路和工廠進行了一系列有系統的重要破壞活動。地下部隊也得到了相當的加強。他們這時獲得了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