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武器和其他裝備，大多數是空投的。另一方面，這一發展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結果是：報復變得更為嚴厲了。集體處決習以為常。受害者部分是從監獄和集中營裡提出來的，部分則是臨時從受人尊敬的知名人士中挑出來的無辜的人質，以便給輿論儘量造成最深刻的印象。這些迫害者，不管是本國人還是德國人，都知道他們對待挪威人民那種殘暴和壓迫的程度，這從解放的時刻他們中至少有四個人自殺便可以看出來了。這四個人是：德國專員特博文，蓋世太保頭子雷迪斯，“警察部長”約納斯·利埃和保安警察頭子羅格斯塔特。另一方面，吉斯林和他的幾個“部長”及其全部六十名警衛隊都向祖國陣線的部隊投降了。

祖國陣線的部隊在勝利時刻的行為是有紀律的，高尚的。因為他們早在幾個月前就已同流亡政府密切合作制訂了德國人投降以後接管全國的準備工作。的確，1940年下半年，祖國陣線組織成立後，就同倫敦的流亡政府有了密切的聯絡，雖然總的說來，流亡政府認識到祖國陣線在估計挪威國內的形勢方面具有最方便的條件，因而願意把內部事務儘量交給國內的人去處理。然而，直到1944年3月15日，從倫敦廣播的一項宣告才宣佈有祖國陣線的領導存在著（沒有提任何姓名）作為一個協調和指揮挪威國內各種形式的抵抗運動的團體，同時還宣佈了這個團體經常同流亡政府保持聯絡和合作的這一事實。但是當解放的日子顯然日益接近時，流亡政府認為應該審慎地使國內輿論安心，讓人們知道等到解放的時刻到來，它既無意撇開抵抗運動，也無意忽視政治慣例。1944年12月26日，尼加德斯沃爾德首相從倫敦對挪威人民廣播時肯定地說，他的政府準備在回到奧斯陸以後立即辭職，以便可以成立一個包括祖國陣線代表在內的新政府，同時還說，準備迅速審判賣國賊，並儘快地舉行議會和市政選舉。

這些表態看起來彷彿只是一種形式，其實並非如此，因為整個抵抗運動對尼加德斯沃爾德政府的態度（以區別於祖國陣線領導的態度），至少始終是有所保留的。在政府離開挪威的最初幾個月裡，人們普遍感到的那種強烈的怨恨情緒逐漸消失了，他們開始認識到政府的行動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明智的。幸而這種敵意始終沒有波及哈康國王，人們仍然愛戴他，把他當作民族獨立的一個超政治的和統一的象徵。另一方面，在非社會黨人看來，尼加德斯沃爾德政府的工黨來歷使它始終擺脫不掉這種嫌疑：即它的態度受到了黨派政治成見的影響。此外，上文已經說到，挪威社會黨人在被佔領初期的態度，很有理由會使人們對該黨產生更多的懷疑。可是即使到了後來，當挪威的社會黨人已經全力同抵抗運動合作時，他們發覺由於造化弄人，自己再一次被排除於領導之外了。正因為有組織的勞工是秘密活動最好的渠道之一，德國人和“吉斯林分子”總是把他們的分裂行動集中在抵抗運動上。因此，由於各地的工人領袖遭到逮捕和驅逐，祖國陣線在有組織的勞工還存在的地方，要同他們保持聯絡變得越來越困難了。祖國陣線也不象較早時那樣，漸漸不大代表挪威的勞工，而且迫於形勢，往往還帶有一種相當保守的色彩。可是在挪威，佔優勢的政治風向——不久選舉就將清楚地顯示出來——還是來自左方的。因此，解放以後，戰時首相尼加德斯沃爾德和祖國陣線的領導人保羅·伯格竟然都不能被接受為戰後首屆政府首腦的候選人，而這種榮譽竟落在埃納爾·蓋哈德森的身上，這也許是很自然的，因為埃納爾·蓋哈德森這個人既象徵著勞工，又象徵著抵抗運動。

第六編　東歐的被佔領國家和衛星國

第一章　波蘭

根據1939年8月23日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附加的秘密議定書的條款，德國分到了一部分波蘭領土。透過1939年9月25日的一道法令，希特勒命令在劃歸德國的那部分波蘭領土上建立一個臨時的軍事管理機構。德佔區和俄佔區之間的分界線由9月28日簽訂的一項德蘇協議確定下來。德軍總司令馮·勃勞希契隨即著手組織了四個軍區，其司令部分別設在羅茲、克拉科夫、波茲南和但澤。每一軍區由一名軍區司令官統轄，他擁有全面的行政權力，並由一名文職的行政長官協助他辦理行政機關的組織工作。羅茲的軍區司令馮·倫斯德對所有這四個軍區行使總指揮權，而他的文職助理漢斯·弗朗克則全面負責使佔領區的行政機關都按一致的方針建立起來。

這個軍事政權持續到10月26日，因為這一天希特勒簽署的兩項法令開始生效了：10月8日的一項法令把兩次大戰間波蘭最西面的四省併入了德國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