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25日宣佈建立新秩序以後，各工會立刻就決定透過自動解散、銷燬會員名冊和其他檔案，作為哄騙特博文的誘餌，讓繼任的吉斯林分子按照德國方式去拼湊某種“勞工陣線”。

在挪威開始被佔領後不久，德國人便在所謂“自願的”基礎上實行了勞動服務。1941年4月17日頒佈了一項條例（於5月1日開始生效），規定勞動服務是強制性的。此後，二十歲到二十六歲的所有挪威青年男子都被徵召去強迫勞動服務三個月。這一措施原來打算每年提供二萬五千名青年人，可是，實際上，1941年只有大約一萬八千人，1942年增加到二萬人。但是在1942年，又頒佈了一些法令，使這些安排都相形見絀，那些法令規定所有的商店企業應先撥出三分之一的人員去從事季節性的農業勞動（1942年4月），然後又得再撥出類似比例的人員為托特協會到挪威西海岸的飛機場和防禦工事上去從事強迫勞動（1942年5月）：據估計，約有七萬名工人立即被調去替德國人構築防禦工事。然而，在1943年1月至3月間頒佈的一系列法令中，他們幾乎毫不掩飾地企圖把挪威的全部男女人力集結起來，迫使他們為德國服務。吉斯林獲准設法給這些措施披上一種是為了本國而不是為了德國利益的外衣，他在宣佈這些措施的一篇講話中解釋說，這是出於雙重需要：既是為了加強國防以對付俄國入侵的威脅（他把這種入侵說成是迫在眉睫的）又是為了保證國家的供應。實際上，這種徵召的主要目的是：第一，控制住所有服軍役年齡的青年男子，使他們構築防禦工事和鐵路；第二，控制住所有身體強壯的青年婦女，以便萬一男子被送到前線去或送到德國去工作後，可以代替他們幹這些工作。開始時，他們煞費苦心想消除工人們對於目的地的顧慮，直到工人們“掉進了圈套”為止，但是訊息不久便洩漏出來，說人們正被裝船送往德國，或者，同樣非法地，正奉命去參加準軍事性的單位，如托特協會等。

受害者越來越覺察到德國人的計謀，也覺察到德國人由於面臨盟軍在1943年日益趨向勝利而越來越感到絕望的心情（在挪威的德軍中開小差的情況十分嚴重，以致德軍司令官也提到了這種情況），這使佔領國在執行勞役法令方面的進度極其緩慢而困難。逃往瑞典和其他地方的比率急劇地上升，挪威人使用了一切可用的方法去阻撓和拖延工人的登記。他們甚至聲稱，破壞徵工計劃的行動已取得了成功，使徵召的工人人數從德國人預期的三萬五千名減少到三千五百名。8月間，奧斯陸警察局長貢納爾·埃利弗森由於拒不逮捕頑抗的婦女以執行徵集勞工的工作而被槍斃，挪威警察和準軍事組織全被置於德國軍紀之下。另一方面，挪威陸軍軍官也遭到逮捕，被送往集中營。通敵的政黨計程車氣也相應地下降了。在吉斯林就任首相後不久，他那個黨的秘密名冊和檔案就落到了愛國者的手中，檔案的摘錄於1942年7月發表在秘密報刊上，使許多黨員驚惶失措而都退黨了。接著，在1942年9月，吉斯林珍惜的關於成立一個“總體議會”的計劃由於工會（早些時候他已經接管了工會並使工會“吉斯林化”了）中的集體辭職而完全失敗了。工會工作人員是為了抗議他在1942年9月10日頒佈的使工會會籍成為強制性的法令而辭職的。1943年12月，奧斯陸大學被查封，大約有一千五百名學生和六十五名教授被捕，學生中後來有將近四百人被驅逐出境，大約有五百人被送進集中營，原因是這些人反對吉斯林企圖以政治測驗作為入學條件的辦法。此外，在整個1943年中，關於吉斯林黨內發生分裂並有許多黨員退黨的新聞，川流不息地傳到外界。的確，吉斯林於1943年6月7日在特隆赫姆發表的一篇演說中，已不得不說出他的虔誠的願望，即希望總人口中每十個人裡有一個能成為民族統一黨黨員，他說，管理人民和國家不需要比這些黨員更多的人了。這是承認民族統一黨到這時為止在國民中只代表極小的比例，而且還表明吉斯林已經放棄獲得普遍依附的希望，只急想達到德國人所規定的、作為準許他繼續充當挪威名義上的統治者的條件的那項百分比了。他的權力在1943年4月初已經被德國人的命令以羞辱的方式削減下來。德國人下令把所有吉斯林分子的市長都置於德國專員的代表或當地德軍司令官的代表的監督之下。同時通知報界，將來決不可以提到法令是吉斯林“頒佈”的，只說是由“首席部長簽署的”。但是他的唯一真正的希望——至少暫時是這樣——在於利用其同胞的軀體來安撫德國莫洛克神。然而，正是由於人們發現了他要這麼做的意圖，才使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