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總部由西歐移至莫斯科時，當西方共產主義者不再作為曾經一度同俄國馬克思主義流亡者一起向西方和俄國宣傳一種西方信仰的同道，反而成為一種俄國信仰在西方的傳播者時，共產主義實際上也就變成了一支反西方的力量。與此同時，曾在西方流亡並接受共產主義教育的蘇聯的第一代共產黨掌權者，就一去不復返地從（倫敦）布盧姆斯伯裡移居到了克里姆林宮中；當這一代人被年輕的、在俄國接受已經適應俄國環境從而已經俄羅斯化的共產主義教育的另一代人所代替時，俄國和西方就非常疏遠了。

在1939年，這種形勢的變化有利於希特勒而不利於西方大國。1939年8月23…24日俄德之間的“盜賊公約”是相當容易簽訂的，因為這個公約本來就不準備持續很長時間。任何一方都不是在真誠地行事，任何一方也不認為對方是真誠的。一項交易暫時對雙方都有利，這就足以使締結這樣一項公約成為可能。至於蘇聯和兩個西歐大國之間沒有取得成功的談判，則存在著固有的大得多的困難。蘇聯要求西歐大國背叛它們目前所採取的原則立場，要它們並不以拋棄捷克斯洛伐克為限，而是還應參與壓迫橫亙在蘇聯和德國之間的那些殘存的東歐小國。另一方面，西歐大國則要求俄國在陸上對德戰爭中忍受首當其衝的危險，而不願意看到它為了減輕這一危險就搶在德國之先去佔領東歐的真空地帶。在這種形勢下，即使有關方面懷著象講英語的民族之間具有的那種相同心情，也很難達成協議。在這種情況下，以前存在於共產黨俄國和當代西方之間的誤解和猜疑，就必然要產生極大的影響。

當然，在1939年西歐列強和俄國對德國的害怕遠甚於它們彼此之間的相互懼怕。如果不是由於這一十分有根據的、共同感到的恐懼，它們也絕不會試圖達成協議。它們對希特勒的恐懼要比它們的互相非難對方的思想意識更為強烈。但是，這種危及它們生存的共同威脅，並不能排除它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厭惡和懷疑。它們之間的相互懷疑也一如它們對納粹分子的懷疑；它們相互厭惡，如果有可能，甚至比它們厭惡納粹分子還更厲害。這種壓制不住的感情對達成協議來說，是一個比它們的主義之間的學說分歧更為嚴重的障礙。

張伯倫一貫否認有什麼思想意識上的偏見妨礙他去同蘇聯進行合作。1939年3月31日，下院有一位代表威克菲爾德地區的議員阿瑟·格林伍德詢問他：“是否歡迎來自所有大國，包括蘇聯在內的最大限度的合作”；首相回答說：“是的，我們應當歡迎最大程度的合作。”另一位質問者問他是否能夠向下院“保證，在我們同蘇聯之間不存在什麼思想意識上的障礙”，首相答覆道：“能夠，我會毫不猶豫地作出這種保證。”1939年5月19日，他在同一地點再次作出了同樣的保證：

認為我們鄙視蘇聯援助的那種意見是毫無根據的。在關於俄國軍事力量的確切價值或最有效地利用這支力量的辦法方面，要是不去隨便接受那種未經認可的意見，就沒有人會愚蠢到認為那個擁有眾多人口和巨大資源的大國，在象我們所面臨的這樣一種局勢中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因素。我希望這位尊敬的議員先生不會去考慮任何這樣的意見：因為我們不贊成蘇聯政府的內部制度，這就無論如何會影響我們對當前談判的看法，或我們進行談判的方法。

一位小心謹慎的傳記作者曾經令人信服地刻畫了張伯倫的個人態度：

在他的信函裡，一絲一毫的意識形態上的動機都找不出來；他不是那樣的人，認為他反對戰爭是因為害怕戰爭的潛在社會後果，這種想法也完全是無稽之談。信函中確實包含著的是政治論據和政治疑慮；看來在我國軍界中，人們含蓄地持有一種信念，即俄國的實力由於流血而枯竭，因此將會瓦解，此外還有一種感覺，即俄國是在玩弄權力政治而非尋求和平。……張伯倫提出的理由遠不止（那個）來自波蘭的否決。他發現自治領的意見是分歧的，他認為法語區加拿大，作為一個例子，可能會反對和俄國結盟。……他認為和俄國結盟可能分裂巴爾幹對德國的抵抗，而如果又把西班牙推到軸心國那邊去，則我們在西方因此遭到的損失會大於在東方的所得。

這一對張伯倫內心考慮的估計已由他的一封信函證實，在這封信裡張伯倫談到了他對貝克在1939年4月3日到7日訪問倫敦期間的心情的看法。張伯倫寫信給他姊姊說，貝克非常渴望……不要和俄國聯結在一起，這不僅因為波蘭人不喜歡俄國人，也因為考慮到對德國輿論和政策所產生的影響。他認為這樣一種聯合可能導致希特勒發動進攻，而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