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了一項革命的政策，他的繼任人又繼續加以執行，直到1917年先是彼得的帝國政權被推翻，然後是接替那個政權的短命的自由政權被推翻。彼得的政策是給俄國社會配備上一個西方方式的外來上層建築。雖然這種做法最後證明不過是在沙上建造一所屋子，基礎不牢固，但是在這一建築物存在的二百二十八年間，卻大大促進了俄國和西方的合作。即使在最民主的社會中，公共事務，特別是外交關係，至今仍然是少數人佔有的禁地，因此，俄國西歐化的影響未必傳播得很廣，也未必滲透得很深，使俄國至少在外交目的和軍事目的方面有可能成為西方國際禮讓社會中的有效成員。俄羅斯帝國1701…1702年並進了波羅的海東岸的愛斯特蘭德省和利蘭德省，並在1795年並進了庫爾蘭德省，這就加速了它進入西方外交社會的過程；因為上述三處都是信奉路德教的國家，自十三世紀以來就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組成部份。它們有一個日耳曼的貴族統治集團，同西歐其他國家的同類集團有著密切的聯絡。在整個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中，這些“波羅的海的貴族”參加了俄羅斯帝國的政府，但他們的人數非常之少。俄國貴族統治集團漸進的西方化過程是相當有成就的，這就使這個集團首先和沙皇治下的波羅的海臣民通婚，其後又和俄羅斯帝國疆界以外的其他西歐人通婚。至於羅曼諾夫皇族，他們也與西方的王族通婚，直到他們最後事實上成為一個泛歐皇族的組成部分。

因此，當十九世紀的一位沙皇會晤他的姻弟兄奧地利皇帝或姻姊妹英國女王時，當十九世紀普魯士的一位外交官會晤他的俄國同行及波羅的海…日耳曼血統的姻弟兄時，雙方都感到非常親切，毫無拘束。西方當然知道，覆蓋在俄國生活上的那層熟悉的外表不過是薄薄地遮住一個黑暗的深淵的虛飾而已。“俄國農民”、“俄國皮鞭”、“大屠殺”以及“西伯利亞”等等才是俄國不願外揚的家醜。但是任何一位西方君主、政治家或外交官都能夠同他的俄國對手打交道，而毋庸理會俄國的底層社會；至於理會到這種現象的西方自由人士，他們也可以從中得到寬慰，因為他們知道，自從1825年以來，俄國人中就有一項改革運動在進行著。這似乎預示，俄國那塊藏汙納垢的地方遲早要被俄國人滌盪乾淨的。另一方面，俄國當然也有一批老於世故、醉心斯拉夫文化的人和一批昧於世故的基督教徒，這些人強烈地非難西方的“邪惡的實利主義”，正如同西方自由人士強烈地非難俄國的“野蠻行徑”一樣。但是從1689年到1917年，俄國這支反西方的勢力始終未能掌權。執政的俄國反動派和流亡國外的俄國革命派是一樣傾向西方的。在這種情況下，俄國的亞歷山大沙皇和英國的喬治三世於1812年就防禦拿破崙問題磋商聯盟事宜時就不存在有任何嚴重的心理障礙，而俄國和兩個西歐國家在截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為止的二十年間就共同防範德國侵略問題進行磋商時，也並不存在有任何障礙。在這兩次談判中，為應付西歐一個侵略國家而結成的防禦聯盟中的西方成員國家，沒有一次因為吸收俄國參加而感到疑慮不安。促使俄國易於納入起初是包圍法國後來是包圍德國的周圍大國的防禦圈的心理狀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失敗的前夕突然改變了，這對德國具有一種潛在的未來利益。共產主義在俄國的勝利竟會破壞俄國和西方在前兩個世紀中所形成的聯絡，乍看之下，這似乎是很奇怪的。共產主義是一種起源於西方的思想意識。它的創始者是兩位萊茵蘭人：恩格斯和馬克思。前者的大半生是在曼徹斯特一家工廠中消磨掉的，而後者的大半生則是在英國博物館閱覽室裡度過的。這個西方學說在1917年被歸國的俄國流亡者帶回俄國，這些人在西歐度過了大半生，一向生活在與他們自己的思想相同的西方人中間。列寧象他之前的馬克思一樣，也曾經是英國博物館裡的一位讀者，當時他正在期待一個似乎不大可能的機會。謀求把俄國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模式變為一個西方式的人間天堂；在他回國掌權到他逝世的短暫期間，他發動了一場強大的運動，要把帝俄農民整個轉變為工業勞動者，使他們在和同時代西方人一樣的環境下生活和工作。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列寧，和他之後的斯大林，真正地把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政策向前推進了一個很長階段；但是在另一種意義上，他們卻在使俄國非西方化；因為他們實行的共產主義雖說來自西方，但它在大多數西方人眼中卻是一種可憎的異端；因此，由於布林什維克以共產主義來代替東正教作為俄國的官定信仰，他們事實上就是以一種源出於西方的思想來向西方宣戰。當